科技资源配置何以促进高技术产业TFP增长——基于29个省域案例的fsQCA分析

高技术产业作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对加快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结合DEA-Malmquist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内地29个省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探讨科技资源配置规模、配置方式和配置环境对高技术产业TFP增长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TFP增长与科技资源要素投入存在复杂并发因果关系,单个科技资源要素不构成高技术产业高TFP的必要条件;存在两类提升高技术产业TFP的组态路径,即以计划配置、产品开发为核心条件的政府主导型条件组态和以市场配置、R&D人员投入为核心条件的市场主导型条件组态,市场主导型条件组态又包括“市场+研发改造型”“市场+开放合作型”“市场+产学研型”3种类型;中国高技术产业在效率增长和TFP路径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但市场资源配置和R&D人员投入在提升高技术产业TFP路径中发挥普遍作用。     

试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对策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我国经济呈现出迅速起飞、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由于区位因素、要素禀赋、历史性因素、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原有资源枯竭、集聚效应消退、区位优势消失等严重问题。文章从分析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和存在问题入手,尝试着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对策,以期各地在发展经济时能结合本地区特点,扬长避短、相互借鉴和学习,实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转移支付与区域平衡发展

转移支付与区域平衡发展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现实关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凸显等一系列矛盾,这显然是当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瓶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一种区域补偿政策载体,是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更是筑牢边疆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但在实践中,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仍存在不足之处,在促进均等化等方面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政策预期,由此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搭建了转移支付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重点聚焦于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行为以及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并以转移支付的财力均衡效应、地方官员偏好等因素为抓手对内在作用机制做出了进一步的剖析。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整体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长期趋好的特征,对口支援等具有横向转移支付性质的措施更是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但是,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发挥还有待提升,因此有必要在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基础...     

后金融危机时期加快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思路及对策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与冲击,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速度与规模都有待提升,这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在商务成本、产业配套能力和投资环境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中央政府应加紧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对区域产业转移加以引导和协调,并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加以支持和促进。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产业配套能力、优化投资环境,有效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有形贸易对我国沿海区域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兼论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技术知识载体的国际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技术进步效应.文章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利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确定有形贸易与我国沿海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间的数量关系:二者高度相关,进口贸易每增加1%,区域技术进步率提高2.7678个百分点;出口贸易每增加1%,技术进步率提高4.2433个百分点;出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远大于进口贸易.这对于像我们这样自主研发能力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定对外开放的政策与措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疆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正负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在对新疆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正负效应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产业转移效应的投入产出模型,并以纺织业、电解铝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为正,生态效应为负,总体评价是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今后,应促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可持续能力,加大南疆承接产业转移支持力度,并加强全方位人力资源开发力度,破除承接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瓶颈,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统筹打造优势产业集群的路径探析 ——以无锡市滨湖区为例

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且是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性力量.在特定区域中,通过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速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可有效破解土地、资源和环境等制约因素,最大限度发挥产业关联和协作效应,促进产业之间协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由政策主导到法律主导:区域协调发展制度模式的法治化转型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当下中国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伴随区域发展由不均衡发展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统筹协调发展、制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的新特点,我国法治建设发展在切实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需要扎实推进空白领域立法工作、法律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规范体系主导型规范的新特点。正是区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上述新特点与中央政府对于法律和法治在区域发展制度上的新期待,使得区域发展制度模式由政策主导型向法律主导的法治化模式转型具有了必然性。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目前,我国的东西部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都严重失衡.以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切入点,对造成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促进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措施.     

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分类评价的视角

科技人才是实现区域创新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分类评价视角将科技人才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创新创业类三个类别，从创新主体、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三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类别与区域创新差异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开展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三类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主要基于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立足于创新个体的基本素质、创新组织、创新环境，创新创业类科技人才侧重创新个体的影响力和创新环境。(2)三类科技人才与区域创新发展之间呈现九种组态路径。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共同主导型，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个体—组织共同主导型、个体—组织—环境均衡发展型，创新创业类人才为个体驱动型、环境主导型。(3)三类科技人才既有环境主导型这一通用性驱动路径，也有各自不同的专用性驱动路径；不同组态路径的替代关系中创新环境“硬条件”支持尤其重要。最后，本文基于三类科技人才个体、组织和环境的要素组合，为驱动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自由资本垂直关联的协同集聚模型中引入社会信任要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社会信任作用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制，研究分析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也就越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大。基于此，本文对我国30个省份投入产出分析表中的19种制造业门类数据进行了两两任意匹对，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和克服内生性后，均能验证上述结论。鉴于发展程度差异，本文又进行了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的边际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市场化地区。因而，通过提升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应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特别是东部较发达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997—2017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集聚溢出效应显著,产业集聚自我推动能力已经形成;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具有正向效应,短期和长期影响存在差异;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产业集聚有负向影响,在不同权重矩阵下影响程度不同。为此,应当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溢出效应;不断激发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正确引领金融发展方向;努力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激发人力资本创新价值;正确引导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着眼长远效果并立足产业兴旺。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吗——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要素市场扭曲、绿色创新效率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会阻碍绿色创新效率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并削弱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抑制作用。门槛效应表明,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以上结果均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创新驱动下武汉市研发产业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如何发挥创新驱动力,成为国家及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武汉市作为中部崛起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撑,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以科技研发为突破口,鼓励传统R&D活动向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在发挥研发服务纽带作用的同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产业模式,进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驱动的力量,促进武汉市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管制推动力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熵值法和“厚今薄古”归一化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综合研判。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水平不高,区域间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空间自相关,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显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重心落点集中在河南省南部地区,与经济重心和高技术产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具有相似性,且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较南北方向更大。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策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搭建企业、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绿色创新环境平台等相关建议。     

技术关联、技术转移对区域技术演化的影响——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技术演化是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基于1999-2019年成渝地区142个县（市区）、637个专利技术领域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关联、技术转移对成渝地区技术演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区域发展阶段和技术含量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技术关联、技术转移对区域技术演化均存在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关联在先发地区和低技术含量领域的作用更显著，而技术转移在后发地区和高技术含量领域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关联、技术转移对区域技术演化存在“倒U”型影响，邻近地区技术演化对本地具有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成渝地区同时发挥技术关联与技术转移的作用，在发达区域技术关联强的领域加大要素投入，鼓励技术落后区域进行技术引进，加强区域协作，破除研发要素流动壁垒。     

协调度视角下长江流域产业转移效率研究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在块集聚与点极化双重压力下面临的现实难题，长江经济带尤其是欠发达省份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是解决该难题的必然路径选择。产业转移活动因区域主客体特征变量不同，呈现出典型的多发式转移和门槛转移特征，使得区域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指导，陷入盲目拼政策红利的状态。结合效率模型及考虑熵权的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度分析，测算了2004-2016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年综合产业转移效率，并考察了门槛效应值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转移效率提升较为明显，但不少省（市）存在不协调的阶段性平衡关系，且这种关系还未显露经济总量驱动下的协同发展能力。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