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扩散能否成为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新动能——研发要素流动视角

基于研发要素流动视角,利用我国内地30个省市2002-2017年面板统计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技术扩散影响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情况进行探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呈现波动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创新效率最高,中西部创新效率次之,且两者交替上探下潜;技术扩散能够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其中,本土技术扩散表现出显著的边际递减驱动力,而国际技术扩散呈现出不显著的边际递增驱动力;技术扩散能够引发研发要素流动,其中,研发资本流动能够积极改善区域创新效率,而研发人员流动表现出抑制作用。     

技术扩散能否成为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新动能——研发要素流动视角

基于研发要素流动视角，利用我国内地30个省市2002-2017年面板统计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技术扩散影响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情况进行探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呈现波动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创新效率最高，中西部创新效率次之，且两者交替上探下潜；技术扩散能够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其中，本土技术扩散表现出显著的边际递减驱动力，而国际技术扩散呈现出不显著的边际递增驱动力；技术扩散能够引发研发要素流动，其中，研发资本流动能够积极改善区域创新效率，而研发人员流动表现出抑制作用。     

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根据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估算全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测度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N型关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东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呈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降后升态势,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能源消耗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应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化、绿色化发展。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高铁枢纽性与企业创新 ——来自同群效应视角的阐释

本文利用2008—2018年的地市级高铁站点数据匹配上市公司研发数据,从地理同群效应的视角,研究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抑制效应为主,且存在一定的效应动态性.第二,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高铁枢纽性增强了创新的地理同群效应,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第三,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更易受到高铁完善与同群效应导致的竞争压力减小的抑制效应的影响.第四,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梯度差异.在中部地区、非省会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负向效应更显著,而在高创新城市则以促进作用为主.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抑制研发要素市场扭曲了吗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两类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且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缓解邻近地区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研发人员流动是数字经济影响本地及邻近地区研发人员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传导机制,而数字经济通过研发资本流动缓解本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中介传导作用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于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对中西部和数字化低水平地区的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经济为重要抓手,优化研发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研发驱动理论,通过构建包含R&D投入的超效率DEA—SBM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7年中国不同区域传统型、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模型对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创新要素下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均高于传统要素下传统型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逐渐收敛。东部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最高,西部、东北部地区有所提升,而中部地区并未得到较大提升;②2001—2017年全国创新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变化趋势一致,技术进步是促进其增长的主要因素;③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城镇化水平、FDI与全国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起负向影响作用。R&D投入规模、R&D投入强度、R&D投入成果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在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有不同的表现。     

R&D投入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及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以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研究框架，引入R&D投入作为新生产要素，将金融发展作为调节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学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5年R&D投入和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以金融发展为调节变量，R&D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溢出效应;同时，在金融系统发展支持下，R&D人员投入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起消极作用，而R&D资金投入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资产进行合理有效配置，构建由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的金融体系，对R&D投入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促进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采用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ESDA等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SPDM模型剖析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结合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探讨在经济发展水平门限效应下，核心创新要素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加快，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均衡发展；②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外围”特征明显，“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东南部沿珠江口东岸地带，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③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经费投入的负向溢出效应不明显；④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限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先升后降，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而不再显著。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创新要素流动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反之,产业结构变迁又会通过微观效应推动创新主体创新。基于1998-2018年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R&D人员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溢出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R&D资本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R&D人员及R&D资本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抑制了其它地区的R&D资本流动。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