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资金获得性与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密切相关。为此在离散时间框架下引入熊彼特增长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从产权结构差异看,金融支持在缓解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上市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创新的过程中作用都较为显著,国有上市企业显著性稍强。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提升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金融结构市场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3 06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呈现演化特征。融资约束在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受空间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影响。积极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转变,注重直接融资中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可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税收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发展

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税收政策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与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路径上,融资约束起到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税收政策对国有企业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且税收政策对执法刚性强地区的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验证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是否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宏观数字金融发展是否能调节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最后基于不同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环境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调节效应更显著,且在信息披露质量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因此,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是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而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则是从外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数据缺失,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异质性假设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效果及其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实证发现,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确实可以强化本区域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区域创新能力会产生抑制或冲击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成立,其中在西部地区该“虹吸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有效促进本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此外,基于非线性假设建立的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随着自身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转轨经济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制造业375家企业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政府干预越强,金融中介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关性越弱,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削弱金融中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结论,就如何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建议。     

互联网金融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吗

互联网金融作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金融模式,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基于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探究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补性,有利于增强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此外,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和级别较低的城市具有显著创新效应,区位因素并不是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显著性原因;互联网金融在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创新效应大于其它城市。     

中国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低碳发展协同的测度与推进研究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与低碳发展的协同机理,对中国省域层面两者的协同关系进行测度,并考察了区际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接近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较低;多数省区在推动低碳发展的过程中未能形成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从而导致两大系统的协同度较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引领区”,而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和西南地区与“引领区”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接近关系。因此,有必要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引领区”的核心作用,通过逐层构建区际创新合作网络来增强省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

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鉴于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融资约束下CEO过度自信是否会导致企业R & D投资扭曲

从融资约束角度出发,以我国2003-2014年沪深上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企业为样本,通过对R&D动态投资模型和投资扭曲模型进行面板分析发现：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CEO过度自信对企业R&D融资约束影响更明显,从而导致其对R&D投资扭曲的影响也更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易受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CEO过度自信会造成其投资不足,而对于不易受融资约束的企业,CEO过度自信并不会造成其过度投资。因此,CEO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只在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才成立。     

中国金融改革中的金融脆弱性问题研究

金融脆弱性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中必须正确认识的问题,通过对金融脆弱性问题的解决实现化解金融风险。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本文通过对金融脆弱性的基本内涵、基本观点、金融脆弱性的根源以及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表现,对金融脆弱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协调效应评价及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2004-2016年全国各省市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水平偏低,并且由东向西的区域阶梯递减特征显著,多数省市科技创新滞后于绿色治理发展,协调等级处于濒临失调水平以下;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影响不显著,长期看呈现为负向冲击效应,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东北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不显著,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不存在因果关系,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冲击作用具有相似性,但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企业规模、控制人性质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研究

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在承受利率冲击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于以往研究,笔者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规模、不同控制人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随着规模的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在增大,这与以往学者研究结果相悖;控制人性质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关系紧密,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我国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还原企业面临的真实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