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会影响家庭养老决策吗

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积极谋划家庭养老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教育程度对家庭养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教育程度提升,家庭制定养老计划的意识增强,养老方式选择更多样化,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也更强烈。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程度对家庭养老决策的影响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后没有明显差异。但当家庭社会保障水平不同时,教育程度对家庭养老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家庭,制定养老决策的积极性较高;教育程度对家庭养老决策的影响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待风险的态度更为谨慎,制定养老计划的意愿更强烈。进一步分析表明,教育程度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财富累积等途径对家庭养老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不仅为家庭采取针对性养老措施防范化解养老风险提供参考,还对中国实施积极老龄化政策以实现“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具有重要启示。     

人口老龄化、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尽管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十分可观,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深度老龄化以及居民较低的金融素养,可能会僵化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素养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考察金融素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家庭选择投资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活期存款的可能性都会降低,转而会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但是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抵消老龄化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单一化的不利影响。     

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风险的关联研究

本文通过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整体偏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仅为3%。无论是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的金融素养因子还是通过金融相关问题加总的金融素养都能显著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但金融素养的提高对股票、基金、理财等配置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金融素养的提升对理财产品配置的边际影响最大。此外,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促进金融资产多样化,促进理财产品等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自有住房抑制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婚姻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无显著影响。提升投资组合有效性,优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提高金融素养,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金融服务供给,解决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借贷约束、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之谜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借贷约束与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并验证了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缓解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与无借贷约束家庭相比,借贷约束降低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尤其是通过借贷方式参与股市的意愿,同时也降低了股市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长;(2)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长,并增加了家庭股票市场获利的可能性;(3)随着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家庭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意愿和参与规模的抑制作用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与消费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引导家庭合理配置股票资产,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的不断增长。     

家庭金融参与中的信任重建——来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

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家庭金融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信任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及其重建机制。实证发现,由于老农保未能兑现承诺的储蓄回报和养老金待遇,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老农保参加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加概率降低10.5个百分点;老农保缴费越多,领取越少,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逐渐得到重建: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2.94个百分点。地区法治水平、政府透明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信任方面的负面影响。本文对于理解信任重建和家庭金融参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金融素养、金融普惠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2019年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金融普惠性为切入点,检验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普惠性可以显著优化家庭低、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其中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此外,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效果在城镇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应全面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深化金融普惠性供给侧改革,加大落后地区金融基建力度,发挥金融普惠性的重要作用。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探析

自1970年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城市中形成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面对社会的急剧变迁,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视角,阐述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在养老方式选择上的差异,分析养老问题上存在的风险因素,并从制度完善、家庭支持和社会网络建构三方面提出规避养老风险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

社会转型期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冲击。通过对苏北某县的调查,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的特点。调查地的农村自我养老的比重已经超过家庭养老,农村养老从传统的家庭成员经济供养、生活照料、情感慰藉为主转变为老年人的经济自给、生活自理和情感自抚为主。农村养老模式的这种变化其原因在于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而另一方面,社会养老又尚未建立,因而是现阶段的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是一种过渡性模式。长远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的出路是走向社会养老。为此,须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同时,积极构建农村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     

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的双重影响与政策选择

大规模人口流动引起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家庭养老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弱化家庭养老的同时,也有促进方面。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的冲击是结构性的,仅限于"传统的养老方式",并没有改变家庭养老的责任和整体功能。家庭养老无论是在生活照料方面,还是在精神慰藉方面,都具有社会养老保险不可比拟的优势,且在经济支持方面也占有最大份额,在社会转型期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农村养老制度的建设在推进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同时,应实施积极的家庭支持政策。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调查与思考

家庭养老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也是老年人安享天伦之乐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是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基础。尽管土地收入对养老的经济支持水平在下降,但是,可以通过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方式土地流转、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提高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同时,使农村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社会养老有机结合,这有利于减轻国家社会保障负担,有助于家庭养老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互联网使用、金融素养与金融决策——基于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7年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的影响。本文借助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带来的政策冲击构建工具变量,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模型识别互联网使用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家庭对正规金融产品的投资,金融素养在二者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还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家庭在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方面的差距。本文为改善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提供了启示。     

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及发展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急速改变,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已然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是构成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框架的三大养老方式,但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以及机构养老的局限性,社区养老逐渐成为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中坚力量,实现社区养老服务保障均等化可以极大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研究表明,找准政府角色定位,实现城乡统筹和地区统筹发展,不断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最终形成多元化和多渠道投入的发展机制,是实现社区养老服务的均等化的有效路径。     

农村老人社区养老服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安徽合肥地区为例

随着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与城镇相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随着农村家庭小型化发展和农村"空巢"老人的增多,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照顾问题日益突出。而社区养老服务是解决好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社区养老服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采用文献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对安徽省肥西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子女个数、家庭经济状况、村级组织的帮助、所在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中心、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了解度和地区因素等因素会显著影响社区养老服务的选择。提出了提高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知、加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提供多样化养老服务、加强服务队伍建设等建议,希望可以为安徽省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政府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挤入”与“挤出”效应的研究

目前中国养老出现了一种现象,在一些大城市里家庭养老的责任在逐渐下降,虽然中国养老金的覆盖面不广,差距较大,但是拥有养老金的老人越来越少,得从子女那获得经济帮助,反而还要为子女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老年人在自己可以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要背负对成年子女的家庭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在研究政府养老是否对家庭养老具有"挤出"或者"挤入"效应,了解政府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力度,给提高老年人福利,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平衡发展提供政策性依据。     

养老保险替代了家庭养老吗?

养老保险的快速发展,是否会替代家庭养老的功能,在理论上没有明确预期。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城镇和农村,养老保险均对家庭养老有替代效应,但不是完全替代;这主要体现在子女给老人的赡养费减少,实物帮助没有显著变化;虽然养老保险减弱了老人与子女同住的主观意愿,但对实际居住安排的影响不大;经济状况差、健康状况好、没有照看孙辈的老人,其赡养费受养老保险的负向影响更强,这说明子女既有利他主义,也有交易动机。未来应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适当提高养老金水平,并推动养老保险和家庭养老等多种老年保障方式的有机结合。     

我国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与养老模型建构

提出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的研究假设,依据调查数据,描述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探索应对我国大规模急速老龄化的养老战略选择,分析不同养老方式对养老资源的不同发掘整合结构及功能、不同养老方式需要的条件,以及经济住房困难和富裕家庭对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依据老年人不同自理能力,提出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模型的建构思考,探索规避老龄社会养老风险的制度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