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发支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应对经济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的2016年为时点,选取2010—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研发水平较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政策变动的反应高于研发水平较高的企业。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研发支出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存在“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且非国有企业的传导机制更为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转型方向和重点

为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产业发展规律和体制机制背景等要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急需转型。应按照"政策制定依据—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实施机制"三个维度,明确项目导向型产业政策向能力导向型产业政策转型的重点和难点,推动政策制定依据由幼稚产业扶持论调整为市场失灵理论,政策作用对象由单一企业转变为产业发展平台,政策实施机制由项目为主的政府—市场线性关系转型为政府、市场和参与各方多元互动的新机制。在具体工作层面,要加快构建多方参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实施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管理方式和政策工具。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区域竞争与地方政府补贴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剖析地方政府产业补贴政策的形成机制和经济效应,并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揭示地方政府产业补贴率与区域生产成本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 当地方政府产量偏好相同时,生产成 本优势越明显的地区,地方政府产业补贴率应越高。但如果高成本地区的产量偏好远大于低成本地区,高成本地区地方产业补贴率就会大于低成本地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产业补贴率与 生产成本正相关,说明地方政府产业补贴政策存在逆成本优势选择现象。 ［关键词］产业政策; 区域竞争; 政府补贴; 新兴产业     

区域创新能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关系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直是政府、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运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6-201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128家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指数进行了测量,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以及政策实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和技术进步率大幅上升,说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走向重技术创新的高端化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特别是2009年相关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诱发了区域创新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技术进步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依赖性探析 ——来自地方政府补贴视角的实证检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到各级政府普遍扶持,扶持过程处处存在政府的影响,是研究政府行为的良好载体。为此,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以海克曼（Heckman）两步选择模型为基础分析地方政府补贴选择以及补贴实施机制,并考察其区域效应、省际效应及具体地区经济特征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多样性,其具有显著的扶持弱者行为取向,这是政策依赖的重要因素,这一影响机制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研究还表明,地方政府补贴行为具有较强的所有制类型偏好,中央国有企业受到补贴的概率、补贴数量及补贴程度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制,其中蕴含着地方政府与中央国有企业之间的诸多问题。     

本地能力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研究——以中国内地31省份新材料政策为例

识别产业政策扩散背后驱动因素能为政府科学制定政策和正确选择产业提供理论指导，本地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具有重要影响。以2005-2018年新材料政策在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的扩散过程为例，分析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机制。研究发现：本地能力影响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其中资源禀赋、产业实力和知识技能对政策扩散有正向影响，制度环境对政策扩散有负向影响；中央政府应避免强制推行产业政策导致的资源浪费，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断增强本地能力建设。     

什么类型产业政策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35个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2000—2020年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产业政策中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规模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行业规模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短期内以财政科技支出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减免税为代表的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长期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

湖南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对接国家产业政策,立足本省实际,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传统产业依托型、品牌攻坚型、地区差异型、政府引导型和自主研发型。     

政府补贴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构建回归模型,依据Hausman检验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了政府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与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R&D投入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对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R&D投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府补贴对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部R&D的影响也存在明显不同。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证据

利用2017年至2021年地市层面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基本信息与专利数据匹配构建月度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进行创新促进效应估计后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于地区、企业层面的创新水平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的创新促进效应因政策类型、企业特征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政府补贴、产学研协同和引致创业等路径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出台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统筹利用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产业政策工具,加快建立与人工智能创新趋势相适应的配套监管机制和规范框架,促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水平。     

经济分权、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式的地方经济分权为地方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经济分权破解"中国奇迹"之谜的主要原因。现阶段要利用经济分权来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方式转变,关键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实施科学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科学地贯彻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及机制。本文创新地利用产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予以定量识别,结合省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中的驱动作用,并考察产业政策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互补效应以及政府能力在产业政策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力。上述发现表明,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各级政府能够发挥发展型政府角色,在顺应市场深化和机制完善的基础上,借助政府能力与政策工具,合理制定和推行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经济发展。     

政策协同、官员更替与企业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尽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各国已达成共识,但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本文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和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究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数量与企业创新不存在正向关联;较分行业政策而言,总体政策下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会受到地方官员更替的影响:省长更替会抑制政策协同的正向作用,省委书记更替的影响不明显.在替换创新指标和将年度数据改为季度数据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本文丰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文献,也有助于明晰产业政策的制定路线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     

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4份调查问卷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政府服务、企业资源能力、政府政策、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理论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结果。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越丰富,越有利于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服务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增强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愿,而经济环境的改善对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积极影响。然而,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并不直接影响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通过提升民营企业资源能力间接影响其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

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生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发展困境,如技术水平不高、资金匮乏、市场需求不旺等,迫切需要政府加以引导和扶持。因此,为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快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文从产业政策、企业发展以及市场培育三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其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未来发展的主导思路,并进一步提出了培育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特征,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针对厂商的直接补贴和针对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政府扶持新兴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因而被广泛应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供给端与需求端补贴下企业投资决策模型,比较了两种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不同补贴方式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市场现状组合使用这两种补贴方式。当产业处于初创期时,政府可以直接对投资行为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当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能可能出现过剩时,政府应适当减少甚至取消对投资者的直接补贴,提高研发补贴比例,增加企业有效供给;同时,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力度,在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新兴市场产品需求。研究成果对于缓解目前我国供需结构不均衡的局面具有借鉴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机理与成长路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产业自身逻辑演变以及社会型塑互动的结果,它以既有产业基础、资源要素禀赋等为前提,在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与社会调控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在萌芽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依赖于政府的宏观引导;在形成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依赖于政策引导和市场竞争规律的联动作用;在成熟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内生发展形成集群效应,因而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政府补助是否强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本粘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重点支持产业,政府的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何影响呢?文章以2007-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讨政府补助影响成本粘性的原因及其作用机理.借鉴ABJ(2003)模型,分别以营业成本和销管费用衡量成本粘性,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增强了成本粘性.这一关系在融资约束较低条件下尤其明显,而在营业收入连续下降时无显著变化,这表明政府补助通过管理层代理问题增强了成本粘性,但没有证据支持调整成本和管理层乐观预期的观点.采用销管费用率和过度投资衡量代理问题时,中介效应结果支持了"政府补助通过管理层代理问题增强成本粘性"这一路径.文章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的企业和行业环境下政府补助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助通过管理层代理问题增加成本粘性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此外,相比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的过度干预使得政府补助对成本粘性的增强影响在光伏产业中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合理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提供了借鉴.     

新常态下产业政策转型研究——新兴产业补贴方向与补贴时机比较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特征,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针对厂商的直接补贴和针对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政府扶持新兴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因而被广泛应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供给端与需求端补贴下企业投资决策模型,比较了两种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不同补贴方式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市场现状组合使用这两种补贴方式。当产业处于初创期时,政府可以直接对投资行为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当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能可能出现过剩时,政府应适当减少甚至取消对投资者的直接补贴,提高研发补贴比例,增加企业有效供给;同时,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力度,在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新兴市场产品需求。研究成果对于缓解目前我国供需结构不均衡的局面具有借鉴意义。     

山东省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结合实际调研揭示了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山东运用财税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规范的财政长效投入增长机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加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支出效果;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撬动社会投资。二是充分发挥税收政策作用。要建立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体系;利用税收杠杆,引导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直接优惠为主转向间接优惠为主,实现多种税收优惠组合。三是发挥政府采购政策作用。要提高政府采购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改进政府采购评审方法;建立完善激励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四是配套用好产业、土地、金融、科技、人才政策,与财税政策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