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比较及提高实际税负的征管对策

本文从税收角度就我国实际税负水平的高低,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差距的成因,以及如何提高实际税负水平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税收任务、策略性征管与企业实际税负

长期以来,基于收入任务完成度的考核构成了中国税收征管绩效评价的主要特征,也成为理解中国税收征管力度变化的重要逻辑。基于2008—2015年间全国微观企业与省市宏观层面的匹配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层面的税收任务对于税收征管以及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任务显著推升了税收征管力度,平均而言,税收任务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将提高0.138个百分点。同时,以任务完成度为临界点,税收任务对于税收征管力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未完成任务和恰好完成任务的组别,而在超额完成任务的组别中则并不明显。这一结果契合了地方征税机关在完成任务之后,通过"藏税"来降低未来任务基数的现实逻辑。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未来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官员更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中国省级官员数据的证据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     

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船舶企业实行晋升激励和文化激励之管见

几年来，船舶企业为了减少员工的流失，也不断地采取一些激励措施，以激发员工的动机，员工的物质和精神不同程度地得到基本的满足或提高。但留人的的效果不是很好。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物资条件和社会背景下，船舶企业激励的“穴位”应在于--晋升激励和文化激励。     

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基于PSM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的政策契机,采用新三板上市服务业企业2015年和2016年财务报告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成立的可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探究税收征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且当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影响较大;依据企业特征分组,征管权集中只对享受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税收征管权集中能够显著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减少税收竞争造成的所得税流失和税负不公。长远地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所得税实际税负,应当适时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降成本。     

分权时序与企业实际税负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制度创新:旅游企业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

近年来 ,我国旅游企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发展迅猛 ,成绩喜人。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旅游企业税收流失严重 ,导致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相差悬殊。文章主要针对目前旅游企业的现状进行剖析 ,从制度创新上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加强对旅游企业的税收征管。     

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选用全部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内部晋升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内部高管晋升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项目投入和产出,员工晋升激励则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在企业研发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激励仍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员工激励则会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企业成长性水平不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重新认识了晋升激励这一心理契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企业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环境治理是否促进了地方官员晋升？——基于中国地级市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到2016年官员晋升数据与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匹配,实证考察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治理促进了官员晋升;环境绩效考核和经济绩效考核并存,环境绩效在官员考核中被强化,经济绩效被弱化。从区域角度看,北方地区更强调以经济增长的方式晋升,南方地区注重以环境治理的方式晋升;相比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官员通过环境治理晋升的概率更高。从官员特征看,官员任期越长,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越大;使用逆温作为工具变量,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当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绩效考核的重要性、调整绩效考核比重,建立“因地制宜”的官员治理体系、建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激发官员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研究

采用广东省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广东省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回归分析了影响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因素。结果发现:广东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总体税负较重;公司规模、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呈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重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没有显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