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测度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之与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据此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尤其促进了企业的发明创新和实用新型创新，其中主要发挥作用的是融合应用维度和数字政府维度，且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区、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企业创新要素、创新环境和创新发展策略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掣肘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障碍；城市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企业应适时适度地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化转型的新动能。本文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政策视角出发，试图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具体以试验区获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度我国2008—2020年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存在显著正效应，且在进行PSM、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支持该结论。(2)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机制赋能城市GTFP提升。(3)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的提振作用在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拓展试验区建设范畴并推进试验区联动发展、完善配套设施并延展覆盖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对策以放大数字经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效应，助推经济绿色高效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特征事实,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微观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拓展了Hsieh和Klenow(2009)对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框架,测度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态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一般城市和人口规模小于等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重点城市和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垄断性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竞争性行业内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创新:利用企业实际产出规模与最优产出...     

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普及程度、网络信息资源和数字经济环境与效果四个维度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2019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TFP的提升,从而从绿色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数字经济完全可以成为支撑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绿色TFP提升的新力量,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渠道来促进绿色TFP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TFP具有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不仅为评估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依托数字经济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运用TOPSIS熵权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能力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层面测度2010年至2020年我国31个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描述性统计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指数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大,数字创新能力指数最小。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差异较小。最后从加强省市间的合作、政府的宏观调控等角度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我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考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可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助于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较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原、长江中游等内陆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营造绿色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跨区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通过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转型，而数字经济也通过影响碳排放的技术进步水平影响碳减排。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和GDP水平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等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于加速了城市经济集聚、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带动了城市创新创业。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存在地理位置、城市级别、产业类型和就业类型的异质性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城市、中心城市、第三产业与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就业促进作用较大,对外围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对东部地区城市、第一产业和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研究结论基础上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基于2013—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对各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测算结果，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发展最好，中部次之，西部较为落后。而在时间维度上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整体表现一致，都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而对中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利用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针对性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0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分别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BM-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在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存在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条传导路径,但绿色创新表现为遮掩效应,而且这两条传导路径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城市、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而应积极推动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助力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视角的分析

经济增长收敛是协调区域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框架,使用全国267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探析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并加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改善资本要素错配情况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时呈现明显的地理空间差异和政府财政能力差异,对西部、北方、非沿海城市和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效应更加显著。应继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全面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而中部、西部地区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潜力还需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提升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鉴于此,应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理论研究,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政策,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扩大数字技术在传统领域中的创新应用,从而提升中国绿色经济效率。     

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测度与路径

基于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EBM-ML指数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再通过区位熵和熵值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最后再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现阶段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单门槛效应,不同门槛范围内的产业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乘数效有所不同,最后提出了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城市数字金融推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研究

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将城市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企业绿色化转型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测度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基础上发现,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应建立城市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机制,制定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快推动重点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推进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