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在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1）2008—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从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勉强协调发展，其中2008—2010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 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 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发展； （2）不同市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其中郑州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周口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等3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商丘市、信阳市和济源市等10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平顶山市、鹤壁市、漯河市和三门峡市等4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结论］目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各市区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宁波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基于健康中国视角下

［目的］科学测度和评价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美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方法］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和线性加权法测度两者的综合得分,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6—2016年宁波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不断提升阶段,而健康城市发展水平在经历初期的波动后也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2）宁波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建设经历了从不协调期向转型期发展过渡的演化过程,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值从2006年的0217增加到2016年的0722,并呈现由严重不协调期→基本不协调期拮抗阶段→基本协调磨合阶段,但还没有迎来高级协调的发展。［结论］未来,随着宁波新型城镇化和健康城市试点的持续推进,需不断提升城市健康环境水平、丰富健康城市建设内涵、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切实保障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的协调发展。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及优化路径研究

［目的］为了科学考察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及各方面的协调推进程度,构建了多元化的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江西省11个地市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整体协调情况,以期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提供一定参考。［方法］运用综合分析法、熵权法对江西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采用协调系数法、发展协调度函数和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偏低,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城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存在强烈的空间异质性。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南昌、新余处于优质协调区; 景德镇、鹰潭、萍乡、九江处于良性协调区; 吉安、抚州、宜春、赣州处于中度协调区; 上饶处于轻度失调区。［结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城镇化的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不一且呈现出较严重的区际不平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安徽省农业生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农业生态是实现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构建农业生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以期促进农业、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方法]文章以安徽省为例,在评价农业生态和城镇化指标系统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研究。[结果]1997~2016年安徽省农业生态与城镇化评价系数及耦合系数均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度从失调逐渐发展到协调。其中2009年前城镇化的评价指数高于农业生态评价指数,2009年开始农业生态评价指数高于城镇化评价指数;耦合系数自2011年后处于磨合阶段,同时协调度也从失调等级转为协调等级。[结论]1997~2016年安徽省农业生态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良好,但仍未达到最优状态。研究结果对发展安徽省农业、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青海省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协调度研究

［目的］旨在研究青海省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关系。［方法］采用Logistic模型预测了青海省城镇化水平; 运用系统相对状态发展模型对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变化率与城市化速率进行耦合分析,分析重点区域及典型城镇其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协调度。［结果］（1）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发展最好,城镇化水平最高; （2）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的差别化土地政策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东西部城市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尽快完善未利用地开发激励机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引导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结论］差别化土地政策是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青海省应在分析政策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淄博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和农业现代化作为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度有利于区域甚至全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方法］以淄博市为例,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间的耦合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2008—2017年淄博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程度逐年增加,但一直处于次优水平,其中2008—2017年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逐年增加,处于次优水平, 2008—2017年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也逐年增加,同时2008—2015年处于次优水平2016—2017年处于最优水平; 同时2017年淄博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均处于次优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相对于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低,其中博山区、桓台县、高清县和沂源县的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处于最优水平,其他区县处于次优水平,张店区的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处于最优水平,其他区县处于次优水平。［结论］实现淄博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以核心区域辐射周边区县,进而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区域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研究区域,选取2017年数据,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两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赋权和协调度模型对不同区域城镇化类型、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进行定量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兰州市为唯一一个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其余13个市(州)均为经济城镇化滞后型;②甘肃省14个市(州)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度类型均为协调发展;③甘肃省区域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空间差异显著。     

河南省乡村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基于18个省辖市数据分析

［目的］目前基于乡村发展视角,对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间的发展协调性的研究较少,研究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性,对快速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的河南省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进行计算,并利用ArcGIS101空间分析软件基于市域尺度对其协调度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1）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等级均处于Ⅳ级（轻度失调）至Ⅶ级（初级协调）之间; 4706%的省辖市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 4118%的省辖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1176%的省辖市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只有郑州市处于轻度失调阶段; （2）目前河南省形成了以“安阳—新乡—濮阳”为中心的北部较高协调度核心区和以“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为中心的中部较高协调度核心区,区划现象及极化带动效应比较明显。［结论］仅依靠区域的极化带动作用对于河南省市域乡村内核与外缘协调发展是不够的,提高两者协调度要从当地政府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控入手。地方政府要积极加快小城镇建设,走集约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北5省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预测分析

［目的］探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维系统（以下简称“EEU”系统）协调发展关系，以期为推动三者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西北5省区为例，在构建EEU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GIS工具和灰色预测模型对西北各省区EEU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结果］2003—2017年西北5省区EEU系统评价值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系统评价值呈波动上升态势，明显高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 耦合度水平较高，协调度整体由过度发展大类向协调发展大类演变； 各省区协调度上升等级不同且未能达到优质协调等级，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大类； 未来5年各省区协调度将稳步提升，但演进差异明显。［结论］提出要遵循科学方法，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突破薄弱环节，推进系统协调发展；重点关注甘肃，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都匀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分析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探究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法]以贵州省第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都匀市为研究区,从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两个系统入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 2009—2016年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协调度等级由轻度失调上升到初级协调状态;协调发展类型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型变为土地利用滞后型。[结论]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总体协调发展度水平仍旧较低,且土地利用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都匀市今后发展,建议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开发利用规划,加大对建设用地挖潜的力度,同时注重耕地保护。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 研究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以期为中部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度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而分析中部地区各省协调发展演变的时空特征。结果 （1）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542上升至0.797,增长47.05%,协调发展水平从中度协调提升到高度协调。（2）经过14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升,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3）2004年只有山西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他5省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2017年山西仍然处于高度协调状态,江西、安徽步入高度协调阶段,而河南、湖北、湖南提升到优度协调状态。结论 研究期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协调发展度水平不高;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较快,耕地保护承受巨大压力;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耦合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发展阶段进行深入分析,为湖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方法]根据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要求,建立两个系统的评价体系,选取2010—201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确定两个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耦合发展模式。[结果]湖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逐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随后开始下降,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开始处于中度失调衰退,从2011年开始处于濒临协调发展阶段并开始稳定。[结论]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增长势头明显,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在后续调整过程中要注重交通运输能力、文化事业发展、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化肥施用量等方面。     

合肥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联系紧密,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日趋受到重视,也是当前大多数城市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国家对各地方经济发展的扶持以及合肥都市圈等经济体的建立,合肥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成为了制约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对合肥市进行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方法］以安徽省合肥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08—2017年合肥市环境与经济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确定权重,使用协调度模型对合肥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结果］（1）2008—2017年合肥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合肥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类型总体来看仍处于较低阶段,仅有2016年、2017年两年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其余年份均为失调或濒临失调类型; （2）合肥市的经济效益指数不断增高,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数总体来看处于下降的状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生态环境效益指数高于经济效益指数的状况被扭转, 2014年后合肥市的经济效益指数开始高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结论］合肥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合肥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促进合肥市整体实力的提升。     

长江流域沿江七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选取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七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关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并设定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构建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长江流域沿江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在2012年之前基本处于失调状态,2012—2014年从低级向中级协调发展过渡,2014年之后除长江下游城市仍处于良好、中级协调之间,其余城市均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为贯彻落实中央“三农”决策部署,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准确把握目前河北省城乡统筹发展基础现状,制定可行性短期目标,把握具体努力方向,文章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研究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分析。[方法]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构建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利用协调度模型得到2017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度,并选择空间自相关法,采用Moran's I指数和Moran散点图,通过GeoDA095i和ArcGIS10.1软件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城乡发展协调度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1)河北省11个地级市城乡协调度发展总体上处于Ⅲ和Ⅳ等级,且以第Ⅲ等级为主,说明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发展阶段,为河北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2)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协调度高的地级市相邻,协调度低的地级市相邻,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是冀中和冀南,协调发展较低的是冀北地区,呈现出一定的两极分化特征。[结论]2017年河北省城乡协调发展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两极化特征明显,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河北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从整体提高协调发展水平及去除两极化差异入手。     

河南省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从时空角度探讨农旅协调发展程度，为河南省农业旅游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从农业发展规模、农业发展保障、农业集约化水平、旅游经济、旅游保障和旅游市场等几个方面构建了农旅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构成的组合法对指标赋权，用改进的TOPSIS法计算协调度，用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1995—2015年河南省农旅协调度从勉强协调向良好协调发展； 2007、2010和2015年各地协调度差异不大，郑州、洛阳和南阳3市的农旅协调度为中度协调，中度协调区域大致呈C字形分布，其余城市为勉强协调； 协调度重心靠近郑州、许昌交界处，分布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的方向性和集聚性不是很明显。［结论］根据各地旅游业、农业及农旅协调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差异性的农旅协调发展对策：以旅促农、以农带旅和旅农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