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农户生计系统脆弱性分析——以三江平原为例

与国内大多数村庄不同,三江平原农村社区的耕地资源较为丰富,当地大多数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种植规模化与机械化、生产资料与农产品商品化、劳动雇佣化、农业生产投入资金信贷化等显著特点,文中称之为经营农户。然而在日益卷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下,在自然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下,农户经营盈余非常有限,其生计系统仍然异常脆弱,维持着低水平的年吃年用生存型经济状态。     

失海渔民的生计脆弱性分析

伴随我国沿海经济及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渔民失海问题愈演愈烈,失海渔民成为同失地农民一样的弱势群体,这种弱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海渔民的生计脆弱性决定。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提出失海渔民的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从失海渔民的生计系统外部冲击与压力、生计系统内部风险抵抗、内外部抗衡结果三个视角分析其生计脆弱性,为失海渔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下 天祝县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生计资本为研究侧重点,在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政策背景下,通过对天祝县农牧民调查获得数据,量化分析农牧民生计资本及其脆弱性类型和程度.研究表明,分析单一农牧民家庭生计脆弱性,可划分农牧民生计脆弱性类型为单一生计资本匮乏型和多元生计资本匮乏型;综合分析农牧民家庭生计脆弱性发现生计资本总体仍较为脆弱...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本文通过设计农户生计资产量化研究方法,对农户脆弱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在农村社区,不同群体的脆弱性表现出差异性,生计资产的单一缺乏或者多元缺乏都是导致农户脆弱性的直接原因。最为脆弱的农户就是多种资产缺乏型农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农户内部结构,并且为扶贫政策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西北地区小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

[目的]基于脆弱性研究框架,通过对西北地区典型城镇居民生计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提升城镇居民生计水平,促进城镇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西北地区6个小城镇中708户居民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脆弱性评估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和障碍度模型,对2016年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指数进行评估,并对影响居民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小城镇居民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纯农型居民最高,农业主导型居民次之,继而为非农主导型居民,非农型居民最低。整体上,生计脆弱性越高的居民类型,其暴露—敏感性就会越高而应对能力相对较低。[结论]人均收入对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每667m~2平均经济产值是限制纯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人均收入和非农就业比重对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有较显著的影响。     

干旱风险冲击下牧户适应性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牧区连续严重干旱风险威胁着牧户生计,导致牧户的干旱风险管理成为其日常生计活动。准确理解和研究牧户应对日益严重的干旱风险的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在牧区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提高牧民应对干旱风险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文章以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FAO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灾害风险管理分析框架为基础,基于内蒙古草原牧区牧户的调研数据,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牧区实际建立牧户生计资本指标并进行测度,并运用Logit模型对牧户应对干旱风险所采取的多种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牧户应对干旱风险策略及组合最为广泛和显著的因素,其次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因此,通过合理的草场流转制度、放牧制度和畜牧业信贷制度构建、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标准提高以及现代畜牧业产业组织方式的建立等方面提高牧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能够增强牧户应对干旱风险的能力。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

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事关全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文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2020年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测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较2018年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务农型农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分别提高了5.83个百分点、7.4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多以暂时贫困为主,占比20.24%,远高于长期贫困的12.83%。（2）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尤其对务农型农户的缓解效果最为显著。（3）个人及家庭特征、村庄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脆弱性理论,文章结合农户生计风险及外部环境冲击,构建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识别农户相对贫困,按照不同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

目的 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探究农户生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转型的新路径。方法 文章在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北省荆门市、潜江市、荆州市和仙桃市的466份农户调查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 （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构建科学高效的“三生空间”,系统优化土地的功能和效能,全面提升土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可显著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高脆弱性—低恢复力”“高脆弱性—高恢复力”和“低脆弱性—低恢复力”向“低脆弱性—高恢复力”转变。（2）相比于丘陵山地,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更能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高脆弱性—低恢复力”和“低脆弱性—低恢复力”向“高脆弱性—高恢复力”和“低脆弱性—高恢复力”转变。结论 应树立统筹协调的系统治理观,立足于“全域全要素”综合整治,实现区域土地利用系统的良性循环;结合资源禀赋与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长效保障农户生计安全与质量,促使农户生计实现“低脆弱性—高恢复力”的最优耦合目标。     

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目的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此背景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的主要目的：一是脱贫攻坚战能否让部分农户更有意愿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二是发现具备不同特征的农户会做出何种生计策略的选择,为后续贫困治理提供决策支撑。方法 文章首先基于以人为本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扶贫效果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计算扶贫效果的分值;其次,运用Logit模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扶贫效果提高1%,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27.47%;增加0.067hm²（1亩）土地,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4.5%;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策略的概率比不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低58%;增加1个劳动力,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降低36%。还发现相对于传统种养（植）殖业和乡村旅游业,现代特色种养（植）殖业更吸引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基于稳健性考虑,采用bootstrap方法扩大样本量和加入冲击变量对Logit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扶贫效果和土地规模、外出务工技能、劳动力数量等农户特征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 性别、年龄、社会关系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MODIS数据的辽西北地区玉米干旱脆弱性评价研究

传统区域作物脆弱性的研究主要基于气象资料、作物生长观测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忽略了作物对极端事件的反应在时空分布上的差异性。众多研究表明,植被指数能够表征水分胁迫下的植被特征,在对旱情的表达上比常规的间接方法更为直接,监测精度更高。研究以辽西北地区2006年玉米干旱为例,基于MODIS数据计算植被状态指数VCI和温度条件指数TCI,根据二者在旱情表达上不同的侧重和研究目的,确定模型参数,构建辽西北地区玉米干旱脆弱性模型,计算玉米干旱脆弱性,并将玉米干旱脆弱性划分为4级,借助GIS技术绘制辽西北地区玉米各生育阶段干旱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图。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辽西北地区玉米干旱脆弱性空间分布也在发生着变化。研究实现了玉米干旱脆弱性在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变化描述,为区域因地制宜地制定防灾减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疫情的冲击为农户的生计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了解当前农户生计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农户生活质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陕西省杨凌区及其周边农户调研数据,将主客观恢复力结合,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感知4个维度的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和障碍度诊断模型,测度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现状并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 （1）新冠疫情冲击下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生计型、兼业主导型、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各维度水平均偏低且分布呈现一定差异;（2）主观恢复力指标对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较大,主观恢复力对农户总体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不容忽视;（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障碍因子差异较小,技能培训参与程度、个人风险认知感受、个人风险认知能力、家庭存款、社会网络支持度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影响。结论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此,可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提出差异化的生计恢复力提升建议。     

干旱对山西林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依据山西省近50年(1959～2008)108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的年降水量系列资料,研究了山西干旱气象发生的规律和特点;走访了山西省九大森林经营管理局,调查了干旱对山西林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及生产上多年来抗旱的经验,探讨了林业生产上应对干旱的有效措施即抗旱节水造林技术,以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科技在应对特大干旱和灾后恢复中的重要作用,把干旱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西部绿洲流转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保障民生是重中之重,而生计脆弱性可综合全面地反映生计特征,因此对西部绿洲流转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探究,是保障民生、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方法］文章以西部绿洲区沙湾县为研究区域,构建“暴露—敏感—适应性”框架,通过熵值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转入与转出户生计脆弱性的微观动因。［结果］（1）转入户的生计脆弱性低于转出户; （2）转入户生计脆弱性与家中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对耕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耕地机械化程度、流转交易费用、家庭成员有公职人员数量、经营管理能力的程度、获得种植技术援助机会显著相关; （3）中大型生产性工具种类数、家庭中非农就业的人数与转出户生计脆弱性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结论］通过加强非农就业技术培训,促进生计选择多元化; 加大惠农政策支持和宣传,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组织农技交流会,提升经营管理技术水平; 完善流转交易管理体制,提供相关法律援助的对策,切实保障西部绿洲区流转农户的生计安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目的 渔民作为禁捕补偿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探究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作用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文章通过构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背景下渔民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江苏、安徽和湖北3省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估算路径系数,测算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 从直接效应上看,政策对促进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结果改善有显著影响,对于抑制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有显著作用,但对就业排斥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上看,政策能够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效应上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结论 生计资本是渔民生计内生动力,对生计结果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须继续加大对生计资本建设力度;社会排斥是渔民生计发展的外部阻力,须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渔民政治、就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权利。     

中国蒸散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对耕地旱灾影响研究

目的 探究中国蒸散发时空变化规律,揭示耕地蒸散发特征与干旱灾害间的关系,为我国农业干旱灾害预警体系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MODIS ET模型,将2001—2018年8天复合遥感数据及每日气象再分析数据输入模型估算陆面蒸散量,分析中国陆面蒸散量时空变化规律;根据土地覆盖类型提取中国耕地地块,探究中国耕地蒸散量变化特征;结合干旱灾害统计数据,揭示我国耕地地表类型中蒸散变化对干旱灾害的作用机制。结果 （1）2001—2018年中国陆地年总蒸散量和年均蒸散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东南—西北逐渐减少的分布特征,高值区位于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其次是华北地区,低值区位于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2）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之间蒸散发差异较大,夏季的蒸散量最高,春、秋次之,冬季蒸散量最小。（3）2001—2017年中国耕地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04年耕地面积达到峰值1.424亿hm²;截止2017年末,我国耕地面积达到谷值,为1.421亿hm²。（4）2001—2018年全国耕地年蒸散总量整体呈略微上升趋势,年际变化较大。五大粮食主产区中,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年均蒸散量最大,四川盆地和黄淮海平原次之,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相对年均蒸散量最小。（5）在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四川盆地和黄淮海平原,蒸散发和干旱灾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在三江平原及松嫩平原,两者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结论 蒸散发作为大尺度可观测量在部分地区可以较好的反演干旱特征,研究中国不同下垫面蒸散发变化规律同时辅助其他变量,或许能为农业干旱监测预警进而估测粮食产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