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路径及模式研究

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扶贫日益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和中坚力量。本文从我国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出发,提出了我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三大路径:精准识别旅游扶贫帮扶对象、精准消除旅游扶贫参与障碍、精准依托旅游扶贫项目。继而,归纳了政府主导型、景区带动型、乡村旅游型、开发旅游商品型这四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帮扶模式,以期为我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施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旅游扶贫在实现精准扶贫过程中,发挥着强烈的带动作用和有力的造血功能。在具备一定旅游价值或可开发性较强的贫困地区,将旅游产业开发与乡村地区的生态资源、土特产品、民俗文化、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等密切结合起来,大力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为精准脱贫找到可靠的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示范村助力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精准扶贫是“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其中乡村旅游是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当前,对于乡村旅游示范村旅游产业发展试点,助力乡村精准扶贫的路径和模式上还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以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为样本,分析乡村旅游示范村助力精准扶贫的评选机制、动力机制、示范机制、规划设计机制,提出乡村旅游示范村需要精准选址评定和营造特色场景,构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指标体系,研究有差异化的乡村旅游脱贫路径。     

基于精准扶贫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对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期为四川省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方法]文章对四川省旅游扶贫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括,并总结出了目前四川省乡村旅游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弊端,然后根据问题和专家意见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精准扶贫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指标评价体系,确定了指标权重,进行分析。[结果]根据四川省旅游扶贫主要问题和专家意见归纳出影响四川省乡村旅游的驱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推广力、乡村旅游吸引力、游客需求力等3个方面。从上述3种驱动不同指标的权重值分析得出,3种驱动力中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最为重要,其次为游客需求性,最后是政府的推动作用。而乡村旅游吸引力中的区位条件、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完善度是影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游客旅游动机和信息来源是影响游客需求的主导原因;政府的监督管理与科学引导是实现推动力的主要体现。[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扶贫发展前景无限,潜力巨大。由于四川省乡村旅游经济与发展动力不足,应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明确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力,努力提升驱动力水平。     

精准脱贫视阈下河南省乡村旅游扶贫实践模式和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乡村旅游扶贫实践进行调研发现,河南省主要形成了景区带村能人带户合作社(公司)+农户文创+民宿旅游等四种实践模式,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还存在乡村旅游产业联动机制不完善、乡村旅游产品有效供给和核心竞争力不足、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有待改进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优化河南省乡村旅游扶贫路径的策略。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文章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首次对安徽省的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以期对安徽省旅游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合SPSS22.0对安徽省基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驱动力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驱动、城市环境驱动和健康卫生驱动。其中空气可吸入颗粒年均值对于安徽省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呈负向驱动,乡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性文件发布数量呈正向驱动,这几个因素是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今后安徽省基于扶贫的乡村旅游要注重乡村环境的维护、卫生质量的提升、设施设备的完善以及督促各地区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引起高度重视为入手点,着重提升乡村空气质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相关政策数量等,以促进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成效和带动作用。     

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及质量评价

[目的]为推动楚雄州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使楚雄州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文章研究了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楚雄州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采用打分法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以及专家对楚雄州五大类型乡村景观的每个指标进行打分,并通过加权法计算各类型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较均衡,接近于平均分布。5大类型中民俗文化型景观质量最优,其次是景区带动型、生态环境型和城镇依托型,产业融合型景观质量最差。[结论]发挥楚雄州特色,大力发挥民俗文化型乡村景观在旅游扶贫中的带动作用,鉴于景区带动型乡村景观是地区乡村旅游名片,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建设力度,提升景观综合质量。由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景观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楚雄州应继续保持对其开发、摸索和实践。     

基于旅游资源的农村反贫困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分析其空间布局和影响因素,为云南省农村反贫困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以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内15个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指数模型、集中度模型和分布密度模型等方法分析该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果]结构类型分析结果表明该片区内旅游类型较为丰富,但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目很少,旅游反贫困还处在初级阶段。空间分布类型分析结果从整体上看接近随机分布,但是自然保护区类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呈凝聚型分布。空间均衡度的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资源整体分布较集中,具有资源集聚的优势。通过空间分布密度分析,发现该片区北部和西南部的资源分布密度大,密度最大的区域为绥江县和武定县。[结论]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但具有集聚的优势,应该积极利用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在政策引导下丰富旅游资源的类型,加强各区域之间资源的共享,实现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在空间格局中的优化。     

基于演化博弈的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机制研究

［目的］企业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参与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扶贫问题,发挥企业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由于外部性问题,政府行为对乡村旅游扶贫最终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客观上要求政府给予相应支持和规范,以更好发挥企业的扶贫作用。以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关系分析为基础,构建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 从政府监管角度,模拟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过程,分析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探索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1）政府监管行为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实质扶贫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政府严格监管的强度。（2） 要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性扶贫策略,政府的支持措施要有力度,并保持严格监管的强大压力,对虚假扶贫的处罚要到位,解决企业在扶贫中的盈亏问题。（3）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扶贫过程评估机制和事后审计机制,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政府应发挥市场监管作用,保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结论］（1）获取足够多的收益是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基本条件,而政府足够强的监管则是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扶贫的关键。（2）针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难点,政府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实质扶贫的激励机制,加大对虚假扶贫惩处力度,培育企业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优化企业介入环境,以提升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效率。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耦合协调分析

[目的]通过对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耦合协调性和协调路径进行分析,旨在为内蒙古农村牧区在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可行性的方案。[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的耦合关系模型,以2004—2019年为时间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和探讨两者耦合发展趋势,并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作为衡量扶贫成效的指标,综合分析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的发展路径。[结果]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协调发展关系存在反向耦合和正向耦合两个阶段。2004—2019年内蒙古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综合指数稳定提升,且生态环境系统波动性较大,生态建设综合水平高于产业水平;15年内蒙古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耦合状态可分为4个阶段,即严重失调阶段（2004—2009年）、中度失调拮抗阶段（2010—2011年）、轻度失调磨合阶段（2012—2015年）、低水平协调阶段（2016—2019年）,并对各阶段发展特征和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分析了牧民收入与三个产业增加值的灰色关联度,证明了与牧民人均纯收入灰色关联度最大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关联性最弱;第一产业关联度基本不变...     

基于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对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对个性化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建立具有个性化的乡村旅游体系。［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119个红色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计算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以资源要素价值、开发价值和社会效益组成评价层,下分14个指标,对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江西省红色旅游区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不均衡; (2)在评价准则层中,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大,为0647 9,其次为社会效应,权重为0229 9,开发条件权重最低,为0122 2; (3)指标层权重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资源完整性、教育性和组织管理,权重值分别为0162 0,0116 5和0111 7。［结论］江西省乡村红色旅游区数量较多,但整体呈集聚型分布特点; 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高,且整体资源禀赋较强,社会带动效应明显,具有极强的开发价值。     

渝东北贫困地区深度扶贫“四方联动”模式研究

[目的]试图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联动扶贫模式,为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寻求新的思路。[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和实地调查法,回顾构建扶贫模式的相关反贫困理论,采集渝东北地区403户贫困家庭调研数据,分析脱贫攻坚面临的现实挑战。[结果]运用扶贫模式的相关理论原理,创新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多主体参与的联动扶贫模式——"政校企村"四方主体联动扶贫模式,阐释了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原则,明确了渝东北深度贫困地区四方联动扶贫模式构建的思路和内涵。[结论]通过引入案例从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4个方面分解四方联动扶贫模式的运作方式,实践表明该模式打破了以往贫困村、贫困户被动接受扶贫的格局,体现了多方主体在扶贫工作中的互动机理,实现扶贫主体与扶贫客体的精准对接,从而为渝东北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新的指导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