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机器自动化与制造业转移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国内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考察在机器自动化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显著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份额，加速了制造业转移，而机器自动化能够缓解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制造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减轻制造业外迁压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度性约束低、贸易开放度高以及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机器自动化对制造业企业成本承压转移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动化技术能够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冲击，降低其退出风险。此外，机器自动化的生产率效应是推动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投资积极性、抑制企业外迁的重要机制。现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趋势，政府在优化布局产业承接转移的同时还应相机制定适当政策鼓励企业自动化转型，以保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提升产业竞争力。     

广东省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总体特征及趋势：基于改进的相对净流量指标测度

定量测度产业转移是评估产业转移政策效应的基础,也是一个学术难点问题。使用改进后的相对净流量指标测度方法,在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的空间层次上,对2009—2020年广东省“双转移”和产业共建两个阶段的省内制造业空间转移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2009年以来,广东省内制造业区际转移始终存在,但“双转移”阶段的转移规模明显高于产业共建阶段。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区际转移在方向、规模、演化路径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均未呈现出持续、稳定的演化趋势。3种制造业产业类型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规模最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规模最小,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居中。在四大区域中,粤北产业转移效应最为明显,是接受珠三角、粤东和粤西制造业转移规模最大的区域。建议通过完善产业链跨区域布局的利益激励机制避免政策效应衰减,并通过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形成全省相对均衡的发展格局。     

长三角制造业转移与集聚效应探究——基于HC指数实证分析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基地,本文以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特征性事实为基础,从动态视角分析研究2002、2006、2010年上海、浙江等地27个细分产业转移变化,建立空间计量模型,研究该区域集聚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部分省市集聚水平正在降低,上海制造业向高技术含量、高创新效率方向发展,在其产业转移中,高消耗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浙江主要承接对象,长三角存在集聚特点。最后笔者从资源配置、环境改善及产业发展调整,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教育体制改革与人才流动等方面提出促进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对策。     

产业转移实证研究述评

产业转移是经济学前沿课题,学术界对其实证研究以比较优势原理和国际投资理论为指导,涵盖其现状、影响因素、效应等方面.当前研究主要从产业、投资等宏观视角出发,从生产要素差异、企业行为动机和价值链等微观视角出发的研究不足:在计量研究中注重经济因素而轻视非经济因素.文章对国内外产业转移实证研究现状与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和评述,并预测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东亚经济一体化预期效应分析

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如果东亚经济一体化能够实现，无论对于东亚国家还是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东亚经济一体化预期效应可以从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效应、生产转移与投资转移效应、福利效应等方面加以加以分析。     

全球制造业重心转移的环境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十余年间全球制造业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假设1995~2009年制造业重心未从发达国家转移至中国,在满足同等量最终需求的前提下,全球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幅将显著下降。其中,CO2排放量增幅将从67亿吨降至41亿吨;CH4排放量增幅将从3.4亿吨降至2.7亿吨;N2O排放量增幅将从1557万吨降至1156万吨。通过模拟测算制造业从中国进一步转移至南亚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可知,该转移将使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增加,年度增排CO2约8.8亿吨,CH4约450万吨,N2O约21万吨。这是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普遍有较低的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使用比率。而在现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生产者责任制度下,这部分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均需由发展中国家承担。鉴于制造业重心的转移多由跨国公司主导,且相关经济利益均由发达国家获取,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更多承担这部分额外排放的减排责任,通过技术转移、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投资等手段,使得从事制造业生产特别是低端制造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应用更高能效、更低碳的生产技术,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控制气候变暖效应,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全球制造业重心转移的环境效应分析

过去十余年间全球制造业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假设1995~2009年制造业重心未从发达国家转移至中国,在满足同等量最终需求的前提下,全球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幅将显著下降。其中,CO2排放量增幅将从67亿吨降至41亿吨;CH4排放量增幅将从3.4亿吨降至2.7亿吨;N2O排放量增幅将从1557万吨降至1156万吨。通过模拟测算制造业从中国进一步转移至南亚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可知,该转移将使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增加,年度增排CO2约8.8亿吨,CH4约450万吨,N2O约21万吨。这是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普遍有较低的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使用比率。而在现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生产者责任制度下,这部分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均需由发展中国家承担。鉴于制造业重心的转移多由跨国公司主导,且相关经济利益均由发达国家获取,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更多承担这部分额外排放的减排责任,通过技术转移、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投资等手段,使得从事制造业生产特别是低端制造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应用更高能效、更低碳的生产技术,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控制气候变暖效应,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产业转移转出地效应及约束条件

本文从企业经济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就业效应和国家效应五个方面,分析了产业转移带给转出地的影响;从转出产业本身、替代产业发展状况和转出地的制度障碍三个方面,剖析了产业转移效应发生作用的约束条件;并对政府和企业分别提出了相关建议.     

行业技术差异、选择效应与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文章考察了我国企业通过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模式进入全球商品市场的选择效应。从行业技术程度的视角出发,同时结合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现实情况,重点探讨生产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采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进行国际化的影响作用以及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样本中企业在出口模式下的选择效应表现得相对较弱,在传统行业中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生产率悖论";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下生产率的选择效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而且在高新技术行业中这种选择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行业企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取决于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以及前期在出口市场准备等因素。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条件分析

从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出发找到产业转移发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对苏沪浙之间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长三角地区内部具备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条件,上海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会向江苏、浙江转移。     

中国装备制造业研究20年：研究概况、知识基础与热点演化

使用统计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以2000—2019年CSSCI数据库的609篇装备制造业文献作为对象,从年度、期刊、作者与机构概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研究分布特征,根据高共被引文献归纳提炼了装备制造业研究的理论基础,从研究范围、深度、层次3个方面归纳了装备制造业研究热点演化特征.研究表明:近20年来装备制造业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已形成稳定的期刊群,研究机构与作者多集中在具有军工背景与装备制造业发展基础的北方省市院校;理论基础为技术创新理论、创新网络理论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创新网络及其结构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关系等对装备制造业演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范围、深度、层次随实践发展呈现动态演化特征与趋势.     

扬州市制造业生产动态变化及用电效率研究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正确把握制造业发展情况尤为关键。以2012—2017年扬州市制造业分行业数据为依托,首先引入Malmquist指数,从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等方面分析了扬州市制造业行业生产动态变化情况。接着,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分析了扬州市制造业行业5年来的用电效率,发现扬州市制造业行业整体节电潜力较大。最后,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偏离份额及其拓展分析法的湖南省制造业发展趋势和对策研究

为探究“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湖南省制造业产业变迁,为湖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对策,基于湖南省和地区五省份2010—2020年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分析湖南省制造业产业结构和竞争力演变。运用传统偏离份额、动态偏离份额等方法,对2011—2020年湖南省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做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十三五”以来,湖南省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数量不断减少;竞争力逐渐增强,但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三种方法计算出来的优势产业相对固定等。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合理高效配置和优化资源;加大研发投入,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促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研究——以泉州市为例

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通过分析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耦合关系,认为科技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关键驱动要素,同时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为科技创新带来良性竞合和技术传递的契机,并以泉州市为例,根据其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现状分析,指出当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薄弱、高端科技人才储备不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未能实现有效衔接以及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发挥较低等问题,最后从促进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加强协同创新、完善配套服务、优化产业集群五个方面提出泉州市加快科技创新促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的路径建议。     

FDI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FDI流入我国增速已经放缓;然而,FDI流入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正在提高。FDI流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FDI流入总量及流向正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FDI,促推我国制造业升级,正成为急需探讨的新课题。本文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都有明显的促推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层面来看,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FDI还促进了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但是,FDI在西部对制造业的投资方向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对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要顺应FDI新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好FDI。     

中国上市公司跨行业并购与产业重组: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

以2014—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2 700起跨行业并购交易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现阶段跨行业并购特征及其对产业重组的影响。首先,基于网络密度和中心势分析发现,跨行业并购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其次,基于点的度数中心度分析,发现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物流行业表现出明显的跨行业投资倾向。最后,基于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发现制造业、零售业和金融业表现出显著的资源控制能力。该研究结果一方面证实了"制造业逃离"等假说,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战略具有实践启示。     

工业互联网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分析

随着工业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工业互联网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分别从三个方面对工业互联网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阐述：首先,工业互联网构建了企业与用户无缝对接的平台,促进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其次,工业互联网提高企业生产效能,优化生产流程,创新生产方式,推动制造业企业高效化转型。再次,工业互联网在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得到应用,有效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助力制造业企业生态化转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挑战与应对研究

梳理总结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阐述制造业产业链安全内涵,从挑战与机遇两方面深入剖析大变局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带来的影响,论证保障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的意义,给出确保自主可控、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保障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的路径,提出加强政府合理介入与引导,打磨产业技术内功;加大制造业出口与对外投资力度,提高自主品牌影响力;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打造有利于"大循环"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等措施建议.     

基于第四次产业转移的中国制造业发展之路探析

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已经来临,中国的制造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正当世界发达经济体重振制造业的时刻,我们更不能对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困境熟视无睹。发展中国制造业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更需制造企业强化内功,通过产业升级,实现新跨越。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Offshore Outsourcing: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 the present paper measures the productivity spillover effects of offshore outsourcing in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examine different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by dividing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o five major categories: capital‐intensive business, technological‐intensive business, labor‐intensive business, open business and non‐open bus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ffshore outsourcing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oductivity in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 whole, but less so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more in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Moreove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utsourcing on productivity is slightly higher in open industries than in non‐open industries. These results shed light on the differen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offshore outsourcing on productivit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outsourcing structure is important to China's long‐run competitive advantage. China's policy‐makers should encourage further offshore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activities and focus more on outward‐oriented offshore busin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