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反垄断中的相关市场界定研究

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市场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产品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创新市场。在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中首先要根据涉案的标的物来进行相应层次的相关市场界定。界定的主要方法有替代分析法、弹性分析法以及SSNIP测试法。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超越要素价格扭曲的新 “外向型”发展战略* ——基于二元边际分析与产品内分工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是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基于二元边际分析和产品内分工视角，本文研究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产品内分工地位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负向扭曲，扭曲对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形成了制约作用，但对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起到了促进作用。企业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及其与要素价格扭曲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不显著。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企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要素市场价格扭曲。     

双边市场、不完全信息与二级价格歧视

本文研究了双边市场二级价格歧视问题。本文构建了包括广告商、消费者、垄断平台在内的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在最优与次优情况下平台的定价机制，分析了二级价格歧视对平台利润、社会福利等的影响。研究表明：（1）“顶部无扭曲”或“底部无扭曲”并不严格成立；（2）平台对观众提供的节目质量、广告插播量均可能出现类型逆转的情况；（3）二级价格歧视会增加社会总福利；（4）“会员制”是平台可能的占优定价机制之一。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

解决竞争问题的前提是要界定相关市场,但由于互联网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和价格结构不对称性等特质导致传统的替代性分析、假定垄断者测试界定方法陷入失灵的窘境。为此,需要以交叉网络效应的强弱为标准,判断平台两侧用户是否属于同一市场,采取增加替代性因素、更换测试变量等方式对传统方法予以修正,并探索盈利模式测试法和直接证据法在数字平台经济环境中适用的合理性。     

按效果付费型广告平台的广告策略研究

越来越多网络广告采用按效果付费形式,这类广告平台需要对广告展现数量和广告匹配质量实施控制,从而平衡双边客户的利益。本文借助双边市场理论和社会判断理论,分析两类干扰度不同的按效果付费广告(商品广告和社区广告)的广告策略效果。研究表明,提高受众关注的广告匹配质量比增加广告展现数量能更有效的吸引用户点击;此外,对于干扰度小的按效果付费广告,中等程度的广告数量最有利于提高广告匹配质量的作用效果;而干扰度大的按效果付费广告,则不宜增加广告数量。     

我国就业结构变动与技术升级研究*

本文利用一个全国代表性数据库，计算了2003—2013年间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动情况，并从人口学视角进行了变动原因的分解分析。本文发现过去十年我国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相反，除了常规操作性工作，其他三类就业占比都在增长。增长原因既有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效应”，也有需求变动带来的“倾向效应”。从绝对值看，由于目前我国常规性就业占比仍然远大于美国，这意味着如果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力推进，仍然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冲击。因此，笔者也参照已有文献做法估计了我国就业中可能被替代的潜在数量和比例，以及未来行业间就业转换的方向。基于这些计算和讨论，本文对当前技术进步采纳及就业应对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反垄断法实施中相关市场界定的SSNIP方法研究——局限性其及改进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反垄断法实施中越来越多地采用SSNIP方法来界定相关市场。SSNIP方法也称做假定的垄断者测试,检验的是小而显著的非暂时性价格上涨是否能使假定的垄断者有利可图。SSNIP方法在理论上明显优于产品功能界定法,然而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SSNIP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弥补SSNIP方法的缺陷,欧美国家的反垄断当局在司法实践中对SSNIP方法进行了改进,并采用多种替代的辅助测定方法,形成了相互映照的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体系。我国在刚刚颁布的《相关市场界定指南》中采用了SSNIP方法。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需要对SSNIP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以保证反垄断政策的有效实施。     

转换成本视角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竞争策略

在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存在下互联网产业通过产品创新活动争夺市场份额。某些“创新”的主要目的为排除竞争。互联网产业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是：企业依靠外部融资支撑的策略性创新，降低消费者向其产品转换的成本，争夺市场份额，并在投资约束的限制下走向合并，最终抬高了市场集中度。特别的，转换成本的存在让企业有动力通过事前控制转换成本的创新，争夺事后的市场势力，并且“收割”事后锁定的用户。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互联网产品和SSNIP测试的适用性——3Q案的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

3Q案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将该案的争议归纳为22个问题,其中9个问题与相关市场有关。该案的独特性在于即时通讯软件、微博和社交网络等涉案的互联网产品不同于普通产品。因此,本文分析了互联网产品的技术经济特征,考察了SSNIP测试这一主流的相关市场界定范式是否适用于3Q案,采用假定垄断行为测试界定3Q案的相关市场。本文对有关各方在涉及互联网产品的反垄断案件中更准确地界定相关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资产价格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引入中国特有的“统账结合”混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了一个带有遗赠动机的理性预期代际交叠（OLG）模型，证明了劳动人口占比与资产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股票和商品房两类资产为例，检验了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只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有显著影响，而这一现象是由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等多方面的现实特点造成的。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旨在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多种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货币政策对住宅商品房价格影响的区域差异——来自我国31省份的证据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演进与我国宏观经济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经济运行特点有别，我国区域住宅商品房市场价格与宏观经济的联动关系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效力均呈现出了明显差异。本文根据我国31省份的相关宏观数据，通过VAR/PVAR模型及统计学方法，研究发现了能够解释各区域住宅商品房价格趋势被持续维持的“正螺旋反馈机制”及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基于此，可将全国各省份的住宅商品房价格趋势的形成类型划分为货币政策主导型、经济增长主导型、混合主导型与房地产主导型。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控风险与稳增长挤压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当前“名稳实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宏观经济现状,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亟待调整。过高的债务率所导致的债务-紧缩效应以及目前市场上所采取的“杠杆率硬着陆”的方式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还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传导困境。金融市场上财务软约束、刚性兑付现象大量存在,抬高了无风险利率,而且导致市场丧失风险定价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会吸引农民回流吗*——基于CHIP数据库村级数据的分析

增加乡村财务投入是否可以吸引农民回流？本文通过对CHIP数据库的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增加农村福利性财务投入不会吸引农民回流；增加生产性财务投入、提高农村生产率、帮助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吸引农民回流。本文建议加大财政对农村“增收”扶持力度，帮助集体企业扩大再生产，融合一二三产业，拓展农民在农村的增收渠道，使农村恢复财政“造血”功能。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家庭服务业中存在“吉芬行为”吗 ——来自北京市消费者的调查证据

吉芬商品源于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对爱尔兰土豆市场规律的特殊认识，具体表现为商品的价格与其销量呈现正向关系。目前，学界突破了对上述吉芬商品的认识，一些学者用吉芬行为来替代之。迄今为止，学界对吉芬行为的探讨就未中断过，其关键在于缺少现实中存在性的证据。由此，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以北京市消费者的家庭服务雇用行为为例，对吉芬行为存在性进行了探析。结果表明，当额外工作时间比率位于01~03之间时，消费者对家庭服务人员雇用时间会随雇用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即存在着吉芬行为。最后，为了规避家庭服务业中存在的“吉芬陷阱”，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系统内生效应还是能人效应

企业能力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缺乏基于经验数据的深度分析和过程机制解释,且未关注当系统内在联系缺失时是否需要人为力量的介入。本文将结构观与能人观结合起来,采用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能力要素间关系的块模型网络分析,识别其整体架构、区块构成及块间相生相克关系,并构建出生克力的四个关系变量,然后结合该能力要素是否处于主循环中以及是否依赖主体能动性等条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发现企业能力提升存在“势效应”“围魏救赵”“假手于人”“抽薪止沸”和“和谐制衡”五种路径;领导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具有“双刃剑”作用,既能助推内在力量薄弱或欠缺的能力要素尽快达成能力提升的效果,同时又潜存着扰乱相关要素之间被克与克他关系平衡的副作用,长期来看会破坏能力系统整体的运行秩序。企业需要根据特定要素与相关要素间内在的关联特征以及主体能动性对联结关系的影响,在生克关系协同利用与必要干预中创造出全局良性循环的效果,确保企业能力得到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