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股票或风险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这两个比重较低,在控制了参保情况或时间展望期后这一影响仍然显著;而投资者风险态度和遗赠动机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健康风险的影响。     

中国家庭寿险资产和其他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

本文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的视角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寿险和储蓄、股票、房产四类资产的选择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结合SUR和Probit、Tobit回归联合估计家庭几类资产的选择方程.主要发现,家庭寿险(股票)资产的持有率、寿险(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都是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家庭财务脆弱程度显著影响了家庭的寿险持有,但对于其他资产的持有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家庭资产配置中,房产挤出了三类金融资产,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选择金融资产,尤其是寿险和股票资产.负债的家庭更多地持有寿险,更少地持有储蓄.中国南、北方家庭的资产持有形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房产预期回报率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资产配置

房产在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中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风险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的占比过低。现有文献大多刻画了中国家庭资产配置“重房产、轻风险金融资产”的特征事实,但这种配置结构是否有效,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资产历史表现数据,本文首次发现了中国家庭实际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均值—方差与经典投资组合理论中有效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均值—方差并不一致,提出家庭对房产收益分布的预期回报率持有错误的认知可能是导致此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进一步将这一假设引入标准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具有主观认知的资产配置结构模型,实证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定量研究了其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构估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家庭普遍高估了房产的预期回报率,且平均高估2.8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对房产预期回报率的认知偏差在城市级别层面存在差异：一线城市家庭低估了房产预期回报率,而非一线城市家庭则高估房产预期回报率最高达4.9个百分点。反事实分析表明,高估房产预期回报率使中国家庭的财富平均减少了相当于5.2个百分点的家庭年收入,而在非一线城市则减少了最高达8.9个百分点。     

打破刚性兑付，资金何去何从?——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微观视角

随着打破刚性兑付的推进,如何理解其对广大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是业界和监管层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将刚兑资产纳入资产配置模型,发现在打破刚兑后,家庭会降低刚兑资产的持有,增加对传统无风险资产的持有,但对传统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取决于风险资产与刚兑资产的收益相关性,且上述效应随着家庭金融知识的提升而减弱。同时,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证实了理论结论,且发现高财富或高学历背景也缓解了打破刚兑的冲击。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此外,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和2015年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这进一步证实了金融知识对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     

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流量金融资产年度数据,同时结合历年居民住宅销售额,从通胀预期、家庭资产配置的视角对1992-2010年中国家庭流量资产配置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住宅作为非金融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家庭流量资产中占比很高。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自身收益不敏感,但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敏感,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同时基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增加家庭房地产的配置,而过度预期又会造成房地产的超配。基于此,政府应当通过调控通胀预期、发展新型金融产品等措施,引导居民更合理的资产配置,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资产价格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引入中国特有的“统账结合”混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了一个带有遗赠动机的理性预期代际交叠（OLG）模型，证明了劳动人口占比与资产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股票和商品房两类资产为例，检验了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只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有显著影响，而这一现象是由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等多方面的现实特点造成的。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旨在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多种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社会保险对家庭金融的影响研究综述

本文以家庭金融为研究主体,分析并梳理了社会保险对家庭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两方面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结果。结果表明,社会保险通过改变生命周期理论的储蓄动机而对家庭储蓄产生影响,其影响因研究区域或数据选取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对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社会保险对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则通过背景风险实现,且总体结论较为一致,社会保险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人口老龄化、寿险持有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首先测度了家庭层面的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抑制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提升,且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家庭持有商业寿险是这一负向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低收入、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中青年家庭和持有中高债务规模的家庭而言,老年人占比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负向效应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放大了老龄化的负向效应,而普及金融知识教育、增强社会互动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金融风险市场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互联网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得出了线上社会互动在1％的显著水平下激励着家庭参与金融风险市场,进行线上社会互动持有金融风险资产的概率和比重分别提高2.45％和2.49％左右.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类储蓄动机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中国城镇居民1980-2007年的数据,检验了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三类动机,即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结果发现这三类储蓄动机都对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生命周期储蓄动机是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增加,引起总消费不振。此外,由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随之提高。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人口老龄化、资产价格与资本积累

生育率降低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它们通过储蓄和投资渠道影响资产价格和资本积累。本文引入凸调整成本的资本调整技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上通过内生化资产价格建立了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下的世代交叠(OLG)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生育率降低会减少当期国民储蓄和投资,从而使资产价格下降、资本积累上升;但在下一个时期,资产价格和资本积累存在均值回归过程。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提高当期资产价格;但在长期,它与社会保障税、养老金替代率以及个人账户挪用比例都没有影响资产价格。生育率降低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同时期发生会使长期资产价格产生通缩效应。此外,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提高当期资本积累;在长期,当资本产出弹性较小时,长期资本积累会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增加;当资本产出弹性较大时,它会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呈现非对称的倒"U"型变化。本文的结论在政策含义上表明,在需求管理的同时应加强供给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应对资产价格通缩和增加长期资本积累的有效方式。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家庭部门的境内外汇存款:汇率驱动还是利差驱动?

自2015年我国利率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化进程是否影响了家庭部门的外汇资产配置?首先观测了境内人民币存款与美元存款的利差、汇率收益与风险,在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后,构建模型对家庭部门的外汇存款及其变化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1)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家庭部门配置外汇存款资产的需求增加;(2)家庭部门外汇定期存款对利差敏感,外汇活期存款受汇率预期的影响大,对利差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