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中国283个城市为例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及GML指数测度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随城市规模等级差异、城市行政级别差异、行业结构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Ⅰ型大城市、超大及特大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在超大及特大城市表现为多样化集聚效应更强,而在Ⅰ型大城市表现为专业化集聚效应较强,且环境规制对多样化集聚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小城市适合于专业化集聚模式,而在Ⅱ型大城市适合多样化集聚模式。同时,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效应具有明显领先优势。最后,为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服务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趋势,制造业服务化显著影响了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水平。通过测算制造业各行业的服务化水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制造业2003—2016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服务化对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地,制造业行业内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将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产业异质性?

本文在按照能源排放强度将33个工业部门分为高、中、低度能耗产业的基础上,测算1999～2007年三大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和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三类行业环境规制与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环境规制强度阻碍了中度能耗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高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低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适应行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技术的进步。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不同能耗行业特点区别对待。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中国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区域比较

本文以波特假说为切入点,从区域比较的视角,采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污染治理成本高的省区进行重点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能产生一定的创新补偿效应,但不足以弥补企业由此产生的规制遵循成本,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且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华东地区最低,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对较高.河北、 山西、 贵州和宁夏四个污染治理成本偏高的重点省区中,只有河北和山西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市场分割降低了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8—2012年的省级数据,利用能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市场分割对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对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非存在完全的负向效应,而是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分割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是,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分割却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且随着市场分割的加剧,表现出同步的上升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主要由环境技术进步率体现出来。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差异——基于30个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份及其两大区域、三大区域和四大区域的GTFP及其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TFP年均增长1.3%,且G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GTFP在省际层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GTFP指数增长率最快的省份分别为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不同的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中国乳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分析

借助中国乳品行业1999—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Tobit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各地区乳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乳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99—2009年的10年间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9.6%。其中,技术进步7.9%,技术效率1.7%。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企业盈利能力对中国乳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有好处吗？——来自企业层面数据的证据

利用2006年1000多家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本身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也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不同规模和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其生产率呈现不同的表现,企业对环境成本上升带来的消化能力有差异。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也依然成立。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下的我国制造业异质性与成长能力研究

利用2003-2016年我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时变技术效率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各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并分析了各分行业TFP发展存在的异质性及其对成长能力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各分行业在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率改进、配置效率改进以及TFP指数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制造业异质性对成长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行业生产率、行业发展速度和行业收入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研究

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中国1978年至2009年农业、制造业、金融业收入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收入对生产率和发展速度冲击的反应是发散武反馈效应,生产率与农业发展速度的变化导致农业收入有一个较小且短期的收入增长,之后农业收入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制造业收入对生产率和发展速度冲击的反应是一个收敛式反馈效应,制造业生产率与发展速度可以稳定地长期地提高制造业收入水平;金融业生产率与行业发展速度引起行业收入长期大幅度的波动,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波动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