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陕西农民增收比较研究

本文分析了"十一五"期间陕西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着力改善民生,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深入调研,与四川、云南、宁夏、新疆农民收入状况,以及土地资源、主要农产品占有量、劳动力资源和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状况的系统比较,多角度剖析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障碍,提出促进陕西省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着力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着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着力改进惠农支农补贴方式,进一步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农业资源在农民增收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挖掘人力资本在农民增收中的根本性作用;着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民增收质量;着力培育农村市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空间;着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进一步提高农民增收水平;着力探索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着力探索制定农业保险政策,进一步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研究*——传导机制与再检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支出存在明显的空间策略互动与时间滞后效应。其表现为相邻省级地区之间环保财政支出行为的互相模仿和路径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地区间环境支出“逐底竞争”的直接原因。在构建多维度政绩考核体系来引导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同时，建立地区间环境支出的协调机制和对外开放等途径，有利于实现均衡和绿色发展。     

财政学：两大传统的分立与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财政学教学与科研逐渐摆脱了原苏联财政学体系的影响,全面转向以英美财政学传统为主要特色的当代西方主流财政学。这既加速了中国财政学“国际化”的进程,同时,这种以“英美化”为标志的“国际化”进程,也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在对当代主流财政理论两大源流--英美财政学传统与欧洲大陆财政学传统--的理论特色和历史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财政学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乡村振兴的劳动力从何而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劳动力去向、原因和未来发展讨论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才都是紧缺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人才。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劳动力的来源、影响因素和未来发展,以及对中国人口结构和质量变化的考察,在顺应人口流动规律的同时提出扩大乡村智力、人力来源的几点建议：第一,政府要增加对乡村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二,乡村振兴要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第三,乡村振兴要通过先吸引劳动力回流再带动民间资本注入;第四,多措并举实现“城乡等值”;第五,重视发掘乡村潜在劳动力。     

双边市场、不完全信息与二级价格歧视

本文研究了双边市场二级价格歧视问题。本文构建了包括广告商、消费者、垄断平台在内的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在最优与次优情况下平台的定价机制，分析了二级价格歧视对平台利润、社会福利等的影响。研究表明：（1）“顶部无扭曲”或“底部无扭曲”并不严格成立；（2）平台对观众提供的节目质量、广告插播量均可能出现类型逆转的情况；（3）二级价格歧视会增加社会总福利；（4）“会员制”是平台可能的占优定价机制之一。     

控风险与稳增长挤压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当前“名稳实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宏观经济现状,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亟待调整。过高的债务率所导致的债务-紧缩效应以及目前市场上所采取的“杠杆率硬着陆”的方式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还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传导困境。金融市场上财务软约束、刚性兑付现象大量存在,抬高了无风险利率,而且导致市场丧失风险定价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民增收了吗?——基于结构性、空间性和异质性的三维视角

作为“社会先行资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基于非传统途径的永续盘存法审慎估算1996—2020年中国省际农村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生产性资本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村各类基础设施投入对农民工资性收入、非工资性收入影响的结构性、空间性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结构性上,农村经济基础设施投入显著促进农民各类收入增长,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投入仅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空间性上,农村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具有稳健空间溢出效应,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对非工资性收入具有空间竞争效应。异质性上,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存在显著非线性影响,农村经济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收入不断下降而社会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收入不断上升。因此,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策略应从结构性、空间性和异质性三方面布局。     

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支持研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增加农民的收入离不开政府和财政的支持。财政可以从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为广大农民提供充足农村公共产品、支持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持续中小企业等方面，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

本文遵循“财政压力-政府行为”分析框架来剖析“大明宝钞”崩坏的制度根源。“大明宝钞”制度的崩坏根源于以财政为中心的宝钞制度设计缺陷。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满足政府财政开支需求与避免财政危机。易言之，明代财政压力促成了货币财政化的宝钞制度设计，导致了货币超发，最后致使宝钞崩坏并退出流通领域。财政压力是古今政府的常态。财政压力并非必然导致政府采取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国王的财政压力导致了以限制王权为目的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明代中国，为何没有在财政压力之下走上制度变革之路，这个问题实在令人深思。     

以工补农现行办法的近利与远弊

以工补农在全国许多地区已经推行,实践证明,它取得了明显效果。一是发展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生产条件。二是减轻了农民负担。没有实行以工补衣前,农民除负担直接生产费用外,还要交纳“两金一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买行以工补农后,“两金一费”由村统一支付。此外,为了鼓励农民发展“保护地”,很多地方按田发给补贴或地膜、竹杆等物。这些措施,相应地增加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     

加大农业投入与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支持对策

促进农民增加税收的关键是加大农业收入。本文分析了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存在诸多问题及其对促进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若干财政支持对策。     

经济不确定、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有限理性，本文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将管理者乐观主义置于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8-2017年的季度数据，通过中介效应的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经济不确定性、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心理偏差；管理者乐观主义会使得银行风险增加；在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过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渠道”实现的，而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银行市场纪律约束具有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效应至少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中介渠道而发挥作用的。     

农民增收需打披制度障碍

目前,农民的增收及就业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农民增收缓慢存在着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与稳定,加快农村人口的转移,扩大非农就业,完善农村的财政、金融、税收和社会服务体系,切实增加农民的各项收入。     

浅析云南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构建

云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需从实际出发,围绕特色,立足优势,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输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农民可持续增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收入来源视角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其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运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从收入来源着手选取德宏州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建立对数多元函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农田有效灌溉、非农就业水平以及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增收呈正相关关系,而粮食播种面积、农资价格与农民增收呈负相关关系。结合实际,通过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建立财政农业支出长效机制、促进资源要素有效流转和规范交易等途径,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