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市场分割带来的空间结构问题需要重视。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效率呈“倒U型”的增长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非线性异质性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抑制还是加重

本文以我国2003—2015年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高送转”能够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相对于创业板,主板公司“高送转”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高送转”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并不受公司财务状况和减持情况的影响,该抑制作用的期限超过了我国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本文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高送转”经济后果的认识。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员工离职成本与企业在职培训*

假设员工转换工作的“离职成本”是员工的私人信息,对企业而言服从特定分布,企业对员工采取（买方的）三级区别定价。企业的在职培训既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又改变员工离职成本的分布,最终影响员工的离职率和“生产率—工资”之差。这两个作用都会影响企业投资于在职培训的激励。已有文献仅关注后一个激励,本文模型则二者兼顾,研究了企业在职培训的决定因素,以及企业培训与员工离职的关系。本文证明,即使没有压缩的工资结构,企业仍有激励提供一般性员工培训。较高的离职率也可以伴随着较高的培训水平,从而同时实现培训效率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本文认为这是欧洲“双元制”培训体系的成功经验,可作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参考。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7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总需求的长期效应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MKK）理论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拉动型，但是包括净出口在内的总需求体制为利润拉动型。（2）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净出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和国企主导的“逆周期”投资和非利润导向型投资。（3）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民间投资占比提升，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有向利润拉动型转型的趋势。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需求体制更偏向于利润拉动型。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天赋异禀”、“熟能生巧”还是“日久生情”*——基于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3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及机理。实证检验表明：（1）分析师的预测能力随着经验积累而显著提高;（2）“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较之于一般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更强的预测能力（即并不存在“天赋异禀”）;（3）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而提高并非由于研究能力的提升（即“熟能生巧”）,而是通过所在证券公司的平台与所跟进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日久生情”）。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创造性地进一步剖析了证券分析师预测能力随经验积累提高的内在机理,其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学习成长机制、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理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聚集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912,介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然。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聚集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912,介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然。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区域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主要运用生产函数法,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与面板数据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前者所得的结论由于得出的交通基础设施弹性太大而并不可信,利用后者得出的结论又由于弹性过小而与现实情况相矛盾。文章通过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区域差异状况的分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研究,试图揭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交通先行在中部崛起中的作用。结论为:(1)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2)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为0.0563~0.2058,介于早期学者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且此结论较为稳健。(3)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来看,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表明交通先行在中部崛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集聚与产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C-D函数和CES生产函数，本文模拟了产业地理的演变逻辑，构建了一个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型，阐释了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对产业地理的形成具有异质性作用，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本文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借助2004—2015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贸易开放的效用是进口和出口之间作用力相互抵消或彼此增强的结果，二者对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力表现出线性、U型和倒U型特征，异质性体现明显，且存有“渗透边界”，对一些产业区位的影响在现阶段不显著；第二，与贸易开放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相比，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的交互作用随所处产业地理情境的不同会导致直接效应被增强或弱化。     

异质性、出口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企业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异质性特征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进行了拓展,同时将所有制异质性作为“基础因子”,综合考察了多维度异质性特征、出口等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TFP因素对所有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表现出明显的“创新自选择”效应;(2)出口参与因素显著提高了各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但出口密度因素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对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明显;(3)其他影响因素如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决策中表现各异。     

路径依赖、市场进入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但也面临转型“困境”。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证明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并分析路径依赖效应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锁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掩饰下“侵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在资源枯竭时期,路径依赖效应会导致城市丧失快速发展资源替代性产业的能力,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陷入转型“困境”,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资源禀赋优势向其他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使资源型城市突破路径锁定,实现转型。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物流业与区域经济的关联研究

鉴于通过物流业发展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存在的一些不足,文章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观点。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铁路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门槛变量,证实了其在物流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一运行机制上存在着非线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3年间,铁路基础设施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由强转弱"的相关关系;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在发展低水平阶段,铁路作为物流业的主要运输方式,对区域经济影响作用强大,随后作用逐渐减弱;公路在中等水平阶段明显高于低水平阶段;在其高水平发展阶段,促进作用略低于中等水平阶段。由于交通基础设施门槛效应的存在,文章建议应系统、动态地看待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作用和因地制宜地制定物流业发展政策,推动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     

市场决定性作用与基本经济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中全会有4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是继前3次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三中全会。本文在反思过去10多年来“重发展,轻改革”、“重政策调整,轻制度创新”的倾向基础上,解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新创意,阐发了《决定》中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与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关系的新表述。本文认为,（1）决定性作用不单单是文字上的新表述,而且是20多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和理论的升华;（2）决定性作用更清楚地界定了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功能;（3）决定性作用厘定了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