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     

经济发展与老龄化对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12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与老龄化对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会促进公共卫生支出的增长,而老龄化则会抑制公共卫生支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对公共卫生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体现得最为强烈,老龄化对公共卫生支出的负向作用在西部地区体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应加大对公共卫生支出的投入,扩大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的城乡统筹等,以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民土地调整意愿分析——来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Logit模型,运用1682个农民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土地调整倾向减弱;作为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对土地的占有;人均土地较多的农民家庭与土地调整意愿负相关;农民在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障后并没有降低其土地调整倾向;在农民土地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土地调整中的干部寻租假说并不存在。因此,政府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法律与农民习俗的冲突。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倾向变动关系研究——基于升级、支出与收入的动态关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的过程表现在居民消费上就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演变.居民消费行为演变是消费升级、消费倾向变动和收入增长三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转型时期,居民消费的升级变化深刻影响着消费倾向的变动.实证分析表明,在各大消费项目中,医疗保健消费对消费倾向有很大的抑制作用.这对于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于促进消费尤为重要.     

建国五十年，农民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从农民消费现金支出水平看我国农民负担能力

过高地估计我国大多数农民的负担能力，致使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使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恶性冲突，引起社会不安定，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提出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研究影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利用有关数据分析新疆农村居民从2005年到2013年的变化趋势;利用有关理论对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进行解释;对于1998年至2013年的新疆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量回归,得出现阶段影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还是其的收入水平,收入的提会相应的增加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改善其消费结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得到一定的改善;目前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仍然因收入因素决定,所以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主要途径.     

家庭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的11 819个家庭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家庭人均消费、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及非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家庭规模、家庭老龄化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消费与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且高等消费水平家庭对二者的变动较为敏感;家庭规模、家庭老龄化程度对非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的作用效果因消费水平而异,家庭规模促进低水平消费、抑制中等及以上水平消费,家庭老龄化程度的负向作用随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减弱。     

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支付数字化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家庭创业行为与商业保险行为在支付数字化与家庭消费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支付数字化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西部地区家庭更加突出;支付数字化对享乐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在农业户籍与东部地区家庭更加显著。因此要大力推动支付数字化与相关知识的普及,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信心,推动消费升级。     

家庭金融视角下人力资本与家庭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CFPS的调查

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家庭金融活动中的非生产性投资,其最终形成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居民家庭,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更强的财富效应,特别是在衣着支出和娱乐支出方面。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主要是通过改变消费者的客观环境以及主观消费观念等来改变其消费行为,从而促进消费。     

农民工家庭与城镇住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来自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工家庭与城镇住户消费行为差异,在控制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预防性储蓄及所在城市后,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与城镇住户消费存在显著差异,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显著低于城镇住户。Oaxaca-Blinder分解进一步揭示,农民工家庭与城镇住户的消费差异大部分是不可解释的,这些不可解释因素可能是由户籍制度引起的。Standard Fractional Logit Model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的食品、医疗保健、教育文化支出比例要显著低于城镇住户,家庭设备用品和交通通信支出比例要显著高于城镇住户,而在衣着支出上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     

地方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非线性门限关系研究——来自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8年间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门限模型,以实际GDP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进行门限测试,对地方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单一门限效果,其门限值为19.93%,门限值两边影响系数分别为正相关、负相关,并且都显著,即存在一正一负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我国各级政府要合理安排政府消费支出,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增长。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网络购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购物会促进家庭总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按购物途径将家庭消费分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家庭群体来看,对于富裕家庭,网络购物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对线下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对家庭网络购物动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家庭更可能因为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多样性而选择网络购物.由此可觅,网络购物对家庭总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地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扩大消费市场供给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实现的.本文研究为利用“互联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周期性变化特征。从增长特征看，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平均波长为10年的中周期波动现象和平均波长为24年的中长期周期性波动现象。从影响因素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很强的内在周期性上升趋势，实际收入是消费支出决定性因素，但短期收入增加不能引致消费支出的持久性增加。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持久性收入。     

正确认识消费国际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居民消费国际化日益明显。本从正反两方面深入分析了消费国际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据此提出趋利避害的政策建议。     

老龄化对我国农村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从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出发,考察了我国农村消费及收入不平等与年龄及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CHIP 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年的微观数据,利用方差分解和回归分解方法,将我国农村总的消费和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出生组间不平等、出生组内不平等和老龄化效应。结果发现,在我国农村,消费不平等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其次,在各个时期,组内不平等都占主导地位;最后,老龄化对不平等的效应很小。     

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于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CHFS2015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结果的两部分模型,研究了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微观数据并不支持中国家庭已过度负债的结论;住房状况是对家庭债务状况分类和债务收入比影响效应最大的因素。家庭净资产的增加会降低债务收入比,减少正常负债和异常负债的概率,家庭持久收入却相反,但影响效应和显著水平都较低。人力资本越高的家庭具有更高的债务收入比和负债的概率。居住区域对债务状况分类和正常债务家庭的债务收入比的影响方向不一样。风险偏好却只对债务状况分类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