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部冲击效应研究

研究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部冲击效应,运用具有随机波动的SV-TVP-VAR模型构建以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利率和汇率(美元、欧元和日元)为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其时变特征和响应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我国形成的利差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都会导致大量跨境资本流入我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因此,必须防范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冲击所带来的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以维护金融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风险*

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在延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共同的课题。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受关注程度的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本文使用SRISK指标测度了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构建传统VAR模型和VAR MGARCH DCC模型,对我国“8·11”汇改前后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股票价格收益率、人民币在离岸利差、离岸人民币与美元利差五变量及其波动性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风险及两者波动性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     

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与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业竞争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09—2019年108家中国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扩大会加大银行期限错配程度,由此增加银行流动性风险。相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农商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促进力度更大。资产价格在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跨境资本流动仅通过房地产价格与债券价格渠道来影响银行流动性风险,但"跨境资本流动-股票价格-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传导渠道无效。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减弱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促进作用,但银行业竞争提高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促进作用。     

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的托宾税及其实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大规模频繁跨境流动,给诸多国家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冲击,托宾税作为调控资本跨境流动的工具再次引起人们重视。在宏观审慎管理背景下,将托宾税的职能延伸至逆周期调控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本流动的调控,有助于减缓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与流动频率,降低因资本流动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持续不断向前，金融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同时，风险也在倍增。在此背景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关系密切。其次，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有利于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入。再次，人民币升值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近期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相关风险递增。最后，开放的金融市场为跨境资本开拓了更宽泛的流入空间。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向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同时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得益彰。     

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62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实施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大。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缩窄银行存贷利差渠道来促进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传导渠道有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均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流动性创造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随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陆续退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货币政策独立性挑战。以2001年至2016年间19个新兴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规模的变动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弹性大小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不显著,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显著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在面临跨境资本监管难题的情况下,中心国家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传递信号,进而影响他国信贷规模和杠杆率,浮动汇率制并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为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新兴经济体应该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审慎监管,并加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多层次货币与金融合作。     

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监管

近几年跨境短期资本在我国的流动日益频繁,而且流动规模逐渐扩大。这使我们想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几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都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有密切的联系。若发生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的、突发性的逆转,会对我国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国际收支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中,要加强对短期资本的流动的风险监管。     

美联储货币政策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运用STR模型就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在不同的中美利差水平下,各影响渠道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当前背景下,中美利差位于低位区间。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而宏观基本面和汇率的当期冲击效应并未发生变化,但其影响持续期显著缩短;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影响则有所加剧。针对这一结论,从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加强监测、分析;保持汇率稳定,妥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保持良好投资环境和经济基本面三方面提出建议,以缓解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及停止缩表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可能造成的外流压力加剧、波幅扩大等问题。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 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扩大,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金融稳定概念引入传统的“三元悖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金融稳定性。本文系统梳理监管机构使用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详细探究作用机制,构建政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缓解外部风险对国内风险的传导。拓展研究表明,政策对于控制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最好,股票和债券市场次之;仅针对外汇跨境流动的政策工具效果好于仅针对人民币以及同时针对外汇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工具;数量型工具对控制股票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更好,而价格型工具对外汇市场风险防范作用更强;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风险的整体防控效果好于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以强化风险防范作用。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议。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及其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其未来的发展和盈利前景被世界各国一致看好,国际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正常和非正常的渠道流入我国,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造成极大的挑战。论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判断标准及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状况,然后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认为应该加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充分发挥和利用各类市场价格信号在引导、调节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工作等。     

实体经济中的"热钱"问题探析

实体经济是热钱实现跨境流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我国资本项目存在管制的情况下,热钱主要借道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路径实现跨境流动。本文对实体经济中热钱的定义、特点、流动路径、风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减少热钱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宏观审慎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问题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更好地防控跨境资金流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各国监管部门开始推进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方式的改革,其基本思路在于稳步推进宏观审慎管理方式,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本文将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现状出发,探析现行监管体系的不足与缺陷,进一步探析如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现阶段特征,丰富与完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框架,为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基于IS-LM-BP模型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应该比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更具效力.但是随着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从导致我国货币政策低效率的最重要的汇率制度因素和资本流动因素入手.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动态的估计中国的IS-LM-BP模型,进而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2016年上半年金融形势分析及下半年政策建议

今年上半年货币流动性闸门先松后收,社会资金成本总体下行,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有所减轻.下半年通胀压力对货币政策宽松的约束将减弱,但政策宽松空间受到金融风险和企业债务风险暴露、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跨境资金流出等风险因素制约.我国货币政策要综合权衡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等多个政策目标,未来应更审慎、更偏中性.下半年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监管以及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引导和管理.     

"香港路径"中的跨境资金流动与潜在金融风险

香港与内地的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增大,渠道增多。上万亿港元的资金通过贸易、金融和非正规渠道在两地间流动。其影响因素包括两地经济增长、贸易往来、资金收益率、制度规则变化、政策面及两地金融管理制度和水平差异等。跨境资金流动给内地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内地资本管制的“防火墙”作用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受到攻击的香港联汇制会波及内地金融稳定等。应引导和规范两地资金流动,推进内地宏观政策改革,推动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与新兴国家资本流入逆转

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不断推进其货币政策回归正常,改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在发生转向。在此背景下,文章利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是否会导致流入新兴国家的国际资本锐减,进而引发资本流入逆转。研究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对新兴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有限,新兴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远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与新兴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低经济增长和弱资本管制新兴国家受到了更多来自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冲击,但这些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依然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