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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探讨》2022,(1)
基于CHFS数据库中个人和家庭数据,补充信息变量对中国老年人口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对比了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地区差异,分析了不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对老年贫困的减贫效应。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手段的不断深入,信息贫困呈现更显著的特征,信息维度对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影响超过了传统贫困中的收入、资产、健康、消费和心理维度。在减贫效应方面,城乡居民养老金能够有效缓解收入和资产贫困,而城镇职工养老金对六个维度的贫困均能起到有效缓解作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于老年人口资产、收入、心理维度的减贫作用显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能够有效缓解六个维度的贫困。因此,随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口的物质贫困与非物质贫困的关系,尤其是扩大信息维度带来的减贫效应,同时对于城乡居民和职工两类老年群体,实施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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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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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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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如东县扶贫办与统计局联合开展了农村贫困户调查及建档立卡工作,对全县2011年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5000元以下的农户逐户进行摸底调查。本文拟根据此次调查数据,对如东县农村贫困户的现状、致贫原因等方面进行剖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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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研究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贫困应该表现为福利的缺乏,而不仅仅表现为收入或消费的不足.福利是一个多维概念.将贫困视为多维概念,要求在其程度的测度上对每个选中的福利变量均确定其阈值,即贫困表现为一个人有某个福利特征值小于相应的阈值.据此,文章讨论总结了多维贫困程度测度指标的性质,论证了该指标的可分解性,指出了该指标优于人文发展指数等指标的特点.最后,给出了该指标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利用该形式进行了国家间贫困程度的比较分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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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相关数据,检验和估计了贫困农民群体的脱贫路径以及相关脱贫路径的性别差异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政治资本的提升、非农就业以及家庭劳动就业状况的改善是贫困农民群体脱贫的有效路径和方法,而发展农业生产所产生的脱贫效应十分有限;此外,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家庭劳动就业状况的改善所产生的脱贫效应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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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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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1)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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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动状况,选取了2000—2009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进行测算,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三个指标分别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动状况。经过测算得出,新疆三个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仍有上下波动的趋势,说明新疆农村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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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母亲脱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最终实现.目前,在贫困母亲脱贫中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既有贫困母亲自身的问题,也有对贫困母亲扶贫政策措施不精准问题.结合贫困母亲的实际,对贫困母亲脱贫的基本对策是:结合本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着力改善生存条件,着力提高综合素质,着力增加经济收入.综合施策,多点发力,发挥特长,实践创新,全力帮扶,走出一条适合贫困母亲自身特点的精准脱贫之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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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经济研究》2014,(12)
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间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间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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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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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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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收入维度下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但是一方面通过收入贫困线测度的贫困发生率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追求脱贫数量,而忽视脱贫质量。从多维的角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有助于有效克服以上两个问题。文章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框架,基于CFPS的历年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总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贫困强度的变化却不明显;整体上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适龄儿童辍学率却出现了大幅上升;另外,安全饮用水和炊用燃料对于总体贫困的贡献也较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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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其总体效应是引起气候变暖。工业化时代,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而且更取决于人口的社会变动。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一种乘数效应,包括人口规模增加产生的气候效应、人口空间集聚产生的气候效应、人口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的气候效应、人口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气候效应。与人口规模、结构相比,人口空间分布和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人口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