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多维贫困,社会资本是互联网金融改善农户多维脱贫的重要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组织型社会资本、匮乏型社会资本、制度型社会资本,非组织型社会资本、存量型社会资本与资源型社会资本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机制中具有较强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产生的原因,发现组织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权利减贫降低风险型多维贫困,非组织型社会资本能够同时通过权利减贫与物质减贫缓减农户结构型多维贫困;资源型社会资本则在物质减贫、能力减贫和权利减贫上均优于制度型社会资本。文章结论表明扩大社会资本存量是互联网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本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合2006—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发挥减贫作用。（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服务渗透度的提升对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包容性金融发展可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作用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作用于贫困。（3）稳健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农村减贫的贡献表现出较大不平衡性。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应持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以更快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其次,要继续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金融服务均等性,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优势;最后,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注重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就业机会与相对贫困缓解

在贫困治理进入到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现实背景下,文章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将财政转移支付拆分为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与相对贫困缓解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促进作用优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检验传导途径发现,财政转移支付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缓解相对贫困,即就业机会在财政转移支付与相对贫困缓解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减贫长效机制,提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比重,增加就业岗位供给,进而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缓解相对贫困的效能。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农业政策性金融与消除贫困

农业政策性金融与消除贫困国风农业政策性金融,是以政府发起、组织为前提,为配合、执行政府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在农业及相关领域从事资金融通,支持、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农民收入稳定增加的一种特殊的金融活...     

金融自由化、经济转轨与农民相对贫困的恶化

金融自由化通过如下机制影响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金融服务、金融发展和金融危机。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使上述4个渠道都使农民相对收入增长受到不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再分配效应是不确定的。在转轨过程中,国有经济和国有银行从农村地区大规模撤退,减少了农民的金融机会和金融服务。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农民分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外部性的难度提高。金融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更是不利于农民。综合效应是,伴随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农民金融机会集合变窄,城乡收入差距快速扩大。     

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 SV 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金融集聚实证研究

在各区域经济中心金融活动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建立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金融集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副省级以上城市连续三年的经济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对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金融集聚程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建立了汽车模型。这个模型作为波特钻石模型的一种衍生,引入了金融集聚程度,为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金融中心形成和金融人才聚集

金融人才聚集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首先,本文提出了金融人才的二元分布规律,即金融人才的聚集和分散规律。然后,本文从金融人才的数量、占就业人员的比重、空间聚集度和人才密度等角度,对世界和我国的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人才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才的角度分析,上海、北京和深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成都、西安和武汉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杭州建设特色金融中心的条件,并提出相关建议。     

金融中心和金融中心体系识别方法

金融中心和金融中心体系的识别是金融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也是金融地理学持续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识别方法采用规模指标、层次指标,或者规模和层次相结合的综合指标.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加之中国区域发展条件复杂、区域差距大,传统指标在用于中国实践时不能准确揭示金融中心的范围和层次.对不同金融部门跨区域配置资金模式的分析可以定性确认金融中心的范围和层级,是对传统识别方法的补充.     

论金融危机中财政救助的成本与收益

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力量,财政救助是促进全球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财政赤字加重、道德风险上升等潜在成本。本文认为,政府在关注财政救助收益的同时,更要关注其风险及成本,以实现财政救助效用的最大化。     

混业经营与金融体系稳定性:基于银行危机的全球实证分析

银行混业经营不仅关系到自身效率的提高,更关系到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全球范围内61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的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小。不仅如此,在宏观经济越不稳定的国家,其一般性银行危机演变为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大。     

金融地理学理论视角及中国金融地理研究

基于对国际文献和中国实际的了解和思考,从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金融机构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理论问题包括地理存在论、金融变化的区域经济影响观点、区域金融系统演化模式、金融地理的路径依赖、金融全球化与地方关系等;在此基础上,从环境对金融地理影响、全球化与区域金融系统、行政格局与金融体系、金融系统与区域发展、金融企业地理5方面提出中国金融地理研究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