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实现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女性就业和创业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收入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女性非农就业，显著缩小了与男性的就业差距。使用 Heckman 两步法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女性收入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偏向于女性，缩小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从事受雇工作，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对已经就业的女性，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受雇者的收入，未能显著增加创业者的收入。结论认为，为持续提高女性就业和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及增强互联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就业优先战略下乡村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研究

“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乡村农民非农就业是当下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与新生代两类，构建了农民非农就业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乡村创业影响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逻辑分析显示：（1）乡村创业通过减少就业需求和增加就业供给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2）乡村创业通过价格机制、信任机制和创新机制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其中，乡村创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对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透明性担保改善显著。（3）除了追求经济条件，由于新、老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等的差异性，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政治参与、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而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防护性保障。文章的主要政策含义有：促进乡村创业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改善农村地域的社会机会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重要手段。同时，增强对农民的防护性保障力度，尤其需要关注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措施对农民工的自由发展与回流就业起到有益作用。     

机器人与非正规就业

机器人的推广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如何稳定就业、推动灵活就业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本文结合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尽管没有影响就业总量,但是显著提升了个体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替代效应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男性、农业户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受到机器人的冲击更大;在工资成本较高的城市机器人对正规就业的替代作用更强。具体来讲,机器人显著提升了低教育水平群体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降低了其在大企业正规就业概率,同时机器人的推广降低了高教育水平群体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本文为如何应对自动化冲击、维持就业市场的稳定提供了政策参考。     

创业促进就业的微观证据及影响因素——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年鉴城市层面的数据,计算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创业率,然后与CGSS 2010-2012年微观个体数据进行匹配,构建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城市创业率对微观个体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创业率的提升,可以提高微观个体就业的可能性,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创业率,微观个体就业的可能性就增长0.2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创业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选取了CGSS2010-2013年数据中的创业者样本,研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于创业者雇用员工带动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性别等个人因素对创业者带动就业影响显著;家庭经济收入、母亲创业情况等家庭因素也显著影响创业者带动就业。     

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规律研究

数字化对就业过程的信息嵌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信息资本，而且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OLS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主客观就业质量；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即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线性上升型”发展趋势，对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数字化嵌入对女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男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就业质量方面的微观研究，并为激发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提供了事实参考。     

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创业活动往往离不开跨部门合作，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的影响。通过匹配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GEM)和其他宏观数据库，本文构建了包含36个国家51448个个体的跨层分析数据，并从创业认知视角研究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部门工作经历能够通过认知调动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增强个体社会创业机会识别的敏感度和提高社会创业机会开发的能力，从而促进其社会创业选择；在制度质量较低和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有所不同。个体创业认知和制度文化共同决定了社会创业选择，这一结果不仅丰富了社会创业选择的前因研究，也为相关社会创业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对策研究

由于高新技术的投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趋于弱化,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是目前实现充分就业的最有成效途径。本文通过分析嘉兴市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成效,查找影响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因素,对今后如何进一步通过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稳岗就业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做出进城务工的决策；年龄与进城务工决策负相关，与稳岗就业正相关；学历、月收入、工作经历、技术培训、工作环境、参保情况与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呈正相关关系；与原居住地联系会对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情况产生负向影响；社区/生活区安全情况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社会资本相关变量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外出务工预期与进城务工决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从事农业生产年限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离职员工为何离职创业，而忽略了对离职创业结果的探究。聚焦于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以华为26个离职创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应用组态思维整合文化情境和个体特征两个层面因素，探究创业机会创新性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研究发现：文化情境与个体特征因素联动匹配影响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实现；影响高-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路径呈现差异性，高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创业自信驱动型、知识能力主导型与个体-组织协同型，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过度自信触发型与创业特质缺乏型。     

岗位数字化水平与薪资平等性及就业生态

本文应用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以工作岗位使用互联网程度作为岗位数字化水平的代理变量，研究岗位数字化水平对薪资平等性及就业生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岗位数字化水平提升为就业市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岗位数字化提升增加了平均薪资水平，使得女性、老年、低教育水平、农村户口等弱势群体有机会平等地享受薪资溢价，并对提升基础权益保障、工作灵活性、工作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岗位数字化提升也加剧了薪资不平等，就业者面临更高的工作压力和更长时间的加班，自愿无偿加班导致了“隐性”权益损害。     

临时性就业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

如何利用临时性就业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同时保持就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研究了临时性就业对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在控制相关的个体特征及其所在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城市特征后,临时性就业会使得个体的小时平均工资收入显著减少约18.05%,且这一负向作用在考虑指标度量稳健性、户籍、不同年份数据及分行业子样本检验等情形下仍然稳健.(2)在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可观测控制变量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仍存在无法解释的工资差异.(3)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补偿性工资差异均可以解释临时性就业抑制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临时性就业会降低个体获得与工作技能有关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时间,且仅特定行业的临时性就业者获得了补偿性工资.文章从就业期限差异的视角为政府部门改善劳动收入、提高就业质量和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决策依据.     

互联网使用、就业表现与农民健康——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健康的影响，以及就业表现在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健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所得结果仍然稳健。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农民的就业表现，进而促进他们的健康改善。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从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速降费和扩展互联网应用场景等方面努力，以借力互联网的健康促进效应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机会型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探析

机会型创业的目的在于通过高质量、主动的就业,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而我国高校机会型创业率低,为提高我国高校机会型创业率,重点在于构建机会型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的构建是更好地实施创业教育、进一步提高机会型创业质量的关键。因此,科学构建创业教育的显性和隐性课程建设是加强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进一步推进机会型创业教育的重要举措。     

大学生党建与就业创业工作的联动机制探索

大学生党建是高校党组织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开展的工作.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工作则充分体现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进一步厘清大学生党建和就业创业工作的内在关系,从"以党建为组织基础促就业创业"和"以就业创业为载体促党建"两个方面切入,提出构建大学生党建与就业创业工作联动机制的思路.     

“增量”是否“提质”: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正推动我国就业市场发生新的变革,新就业形态加速涌现,灵活就业已经成为劳动力的主要选择之一,但“增量”的同时,如何提高灵活就业质量日益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灵活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独有特征,探索性地测度了灵活就业质量,并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分维度差异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者多为男性、农村户籍、高龄以及低学历劳动者,且其工作收入低、工作强度大、工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广泛存在,就业质量普遍较低;基准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灵活就业质量,这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工作收入以及工作自由度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新生代、低人力资本、雇员型以及非农业户籍灵活就业者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培养灵活就业新业态与提高灵活就业者数字素养进而提高灵活就业质量。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对政府进一步提升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就业质量,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与共同富裕。     

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服务大学生就业的现状与对策

青年就业创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动员全团力量,遵循市场机制和社会公益活动的基本规则,依托各类企事业单位,建立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为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已毕业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青年和青年农民工等四类青年群体提供岗位见习机会.一年多来,各地见习基地频繁涌现,见习岗位覆盖全国,然而见习基地在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及其运转情况,有待进一步跟踪调查及研究,探寻见习基地更好成为高校与企业的对接点,以切实有效地服务于大学生就业创业.     

大学生就业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大四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实证地探讨了个体特征、就业能力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对大学生就业绩效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可能通过某些中介变量起作用;就业能力越强,就业过程和就业结果就越理想,从而提高就业绩效;外部环境越好,对就业过程和就业结果绩效的提高作用就越显著。政府、学校、企业和大学生应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大学生就业绩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