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 ——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

按照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有关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但是，由于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第一种机会窗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大量地出现了，那么，这是否有追赶成功的可能呢？本文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认为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模式无法承担起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重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仍然试图通过“第一种机会窗口”即继续沿袭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应对新工业革命。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亟须重大变革。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期望落差与互联网新创企业狙击型国际化——基于资源条件与市场环境二元情境视角

互联网新创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及实施路径独具特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以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为案例对象，基于业绩反馈理论和前景理论，构建“期望落差-二元情境-狙击型国际化”的研究框架，系统揭示互联网新创企业狙击型国际化行为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期望落差促使互联网新创企业实施狙击型国际化战略，资源条件与市场环境二元情境在其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资源劣势-市场壁垒高情境下采取“组合拳”模式的狙击型国际化，在资源劣势-市场壁垒低情境下采取界内合作模式的狙击型国际化，在资源优势-市场壁垒高情境下采取跨界协作模式的狙击型国际化，在资源优势-市场壁垒低情境下采取市场控制模式的狙击型国际化。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 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互联网+场景模式下反向驱动创新研究

互联网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促成了时间碎片化,而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处于多个碎片化的场景中。在互联网时代,“拥有规模化的客户并能够很好地满足其需求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这一说法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同时,不断升级的客户需求又进一步驱动企业不断创新。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场景模式,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运用多案例研究法,探究案例企业由客户需求引发的反向创新动因、要素及实现路径,得出如下结论：①“互联网+”场景下,客户需求的不断升级是驱动企业反向创新的主要动因;②反向驱动创新的实现要素包括客户需求升级、技术迭代进步或商业模式颠覆性突破;③反向驱动创新的实现路径由客户需求升级引发市场机会进而引发企业技术或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决策间双向动态耦合与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引擎产业——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将政府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资本、人员投入及创新收益同时纳入系统框架,研究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决策之间的双向动态耦合关系,然后基于动态面板门限回归研究企业创新收益与两类R&D补贴政策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以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的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证实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是提高创新收益的根本原因;R&D补贴对企业资本投入的“挤入作用”并不明显,但税收优惠能有效激励高技术企业在人员方面的投入;政府“低补贴、低优惠”的双低策略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     

超越要素价格扭曲的新 “外向型”发展战略* ——基于二元边际分析与产品内分工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是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基于二元边际分析和产品内分工视角，本文研究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产品内分工地位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负向扭曲，扭曲对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形成了制约作用，但对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起到了促进作用。企业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及其与要素价格扭曲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不显著。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企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要素市场价格扭曲。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20世纪末以来，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南北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客观上，中美分别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其大国关系的实质乃中国对美“双重输出”：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和对美输出资本投资；美国向中国输出低成本资金和服务。双方因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形成战略上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但这一关系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相向转型”--中国向金融资本经济升级，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而渐进向互斥竞争转化。处于对立矛盾却难以对抗的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依次转嫁“输入型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成本，近期需要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国家综合安全战略调整，使这种危机借助乡土社会实现软着陆。     

资本市场开放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本文以2010—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开通提高了标的企业实质性创新投入，但是也助长了策略性创新行为。路径分析表明，沪港通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内源融资与改善外部信息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开放制度、提高政策甄别能力与扶持企业创新。     

银行竞争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银行竞争程度的变动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大小的影响。本文将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银行竞争形势的加剧是否会影响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本文认为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而且银行竞争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银行竞争的加剧,融资约束呈现先放松后收紧的趋势。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流量垄断的理论框架与规制路径

数据要素的流动反映了市场供需信号的传递，流量竞争的本质是交易机会的争夺。数字平台的核心功能是流通，其以提高信息撮合效率为抓手进行注意力竞争，这决定了撮合对象的范围可以无限广阔，关注生产的相关市场界定则会因撮合市场跨多个生产领域而难以界定“基准产品”，因此流量代表的注意力相关市场难以测定。基于“联系一结构”视角，本文认为数字生态中存在中心、次中心和外围这三种角色，并从“平台-数据-算法”（PDA范式）三个维度进一步固化中心独占流量入口的格局，形成了中心对次中心，次中心对外围成本依次转移的“中心一外围”依附剥削体系。针对以控制交易机会分配为目的的流量垄断，本文提出三条规制路径：第一，在反垄断分析框架中突出相关时间市场；第二，拓展反垄断法中交易相对人的内涵，实现结构性平台对联系性平台跨生态开放为目标的互联互通；第三，导入开放平台原则，对结构性平台划定必需设施，构建数字平台的寡头竞争规则。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X 效率 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数据

本文从内、外两个方面探讨影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X 效率的因素，并构建了分析农村中小金融机构X 效率影响因素的基本回归模型。笔者选择自由分布法（DFA）等方法来测度金融机构的效率，并选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估计方程，利用2010-2012年浙江省的调研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具有较大市场份额、贷款主动性较高的金融机构X 效率也较高。同时，所处区域的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市场集中程度过高则会抑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X 效率的提高，因此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市场竞争，以防患于未然。另外，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发展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X 效率具有负面的交叉效应，因此在推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区别对待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资本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存在最优的非经营性杠杆率区间，且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最优区间内，企业增加非经营性杠杆率可以在不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创新产出，而非国有企业更适合增加杠杆率，并会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政策建议。     

内涵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出口增加值视角*

作为重要的中间品，服务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基于出口增加值视角，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并考察了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1）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内涵服务总额处于增长态势，但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下降，且大大低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要素投入服务化趋势还没有充分显现；（2）内涵服务占比上升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高，且主要是通过内涵本国服务发挥作用；（3）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内涵服务和来源于OECD国家的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内涵服务占比较低是“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加快国内服务业改革开放和高端服务“引进来”，为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视角，针对公众环境关注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选用 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探究了两条影响渠道：首先，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发挥作用，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这一作用渠道；其次，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生态观念发挥作用，与这一渠道一致，如果董事长是女性、更加年长或拥有家乡偏好，这一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