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声誉受哪些因素影响:理论与实证

以目前国内外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媒体曝光率作为CEO声誉的代理变量,分别从CEO个人特征、企业经营特征、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四个方面选取变量来研究CEO声誉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后,CEO薪酬、企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处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企业的CEO声誉更高.此外,对公司进行聚类分析后,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中的企业对国家贡献率和企业对员工贡献率两个指标也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     

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市场干预与企业债务融资

以2007年~2011年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显示,企业绩效与政治声誉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了在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条件下对政治声誉与企业融资能力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企业所处地的政府干预指数越大,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的正向作用越小。     

分析师关注度及其职业声誉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度及其职业声誉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捐赠行为。在进一步引入证券分析师声誉变量后,发现明星分析师关注更能提高企业的捐赠水平。上述研究结论为企业捐赠的外部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证券分析师已成为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2012-2014年沪市上市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研究样本,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财务绩效、审计机构类型、行业属性和董事会规模等作为研究变量,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财务绩效、审计机构类型和董事会规模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声誉、慈善捐赠与消费者反应

以实验问卷法,探讨在慈善捐赠额度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声誉是否影响消费者对捐赠企业的反应(包括对捐赠企业的评价、动机归因与购买意向),以及消费者对企业捐赠动机的归因是否影响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与购买意向.研究表明:企业声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捐赠企业的反应,声誉好的企业所获得的评价、动机归因与购买意向都显著地比声誉差的企业更好.而消费者对企业捐赠动机的积极归因显著提升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以及增强他们的购买意愿.该研究暗示企业应该通过持续的社会责任行动来提升其声誉.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声誉补偿”还是“声誉叠加”

针对企业在面临声誉波动时的社会责任表现，本文以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件为研究契机，利用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事务所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并且那些在不同规模事务所间变更，特别是“大换小”的企业会选择增强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该现象只存在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非国有和经营风险高的企业中，当这种声誉补偿策略被采纳时，企业的审计质量会下降。上述研究表明事务所变更与社会责任决策之间存在连锁关系，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动机，为投资者风险规避和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     

产权性质差异、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基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研究

目的/意义近年来,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上市企业主动担当并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 这不仅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的提高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本文基于前人研究,依托“声誉理论”,开展对不同的产权性质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其行为变化对财务绩效影响的探索性研究。结果/结论经实证分析发现: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当期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相关,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变化不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均能提高其财务绩效; 但国有较非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行为意识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     

公司丑闻、声誉机制与董事会重构

本文以2003～2008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声誉机制对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些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在丑闻发生前后有明显变化,尤其是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加.回归结果显示,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声誉惩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发生丑闻的公司为了重建企业声誉和挽回投资者的信心,会通过...     

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选取2017—2021年“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中的50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从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中获取相关财务数据,研究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国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相关性,但与非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会加剧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而非国有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者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非国有企业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提升企业价值,而国有企业则应加强内部监管,创造良好的企业秩序以减少代理问题,从而使国有企业在盈利能力和对公益事业的贡献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企业声誉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市场发育情况与我国企业声誉建设现状,在综合国内外现有企业声誉模型和指标的基础上,通过收集第一手数据,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程序,提出了一个科学的企业声誉测评指标体系。这一测评指标体系有助于解决如何度量我国企业声誉优劣程度的关键性难题。     

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乎企业长期、持续的发展,选取2009-2011年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从财务绩效和资本成本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其短期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其长期财务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其资本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越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进而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

以2008年中国强制性要求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披露为背景,选取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围绕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两个渠道探究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是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提升企业绩效的传导路径,但投资效率对企业绩效的传导作用仅体现在过度投资样本中,而企业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传导作用兼顾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理论研究的补充,也为厘清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and reputational factors in the voluntary adop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Firms are uncertain about the val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reporting, which may involve significant costs. What makes them embark on the initiative?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explore the voluntary adoption by companies of the world’s most widespread framework of CSR reporting—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The GRI case is impressive because it achieved its status in mere 10 years. The inquiry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e firm’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communicators as drivers of the adoption of the GRI principles as a reputation management tool. The authors use a duration model to test hypotheses with data on 600 top global compan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mpetitive and media pressures together with a company’s CSR media visibility and CSR publicity effort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GRI adoption. Also, as the GRI framework becomes more institutionalized, companies pick up more information from prior adopters.     

商业银行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SR）受到国际上大企业和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也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拓展为要兼顾社会利益。商业银行的利他行为包括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两种。商业银行的利他行为,一方面可以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声誉,进而提高银行的经营业绩。代理人市场一声誉模型对商业银行利他行为进行了经济学解释,认为存在一种“隐性激励机制”促使商业银行做出利他行为。商业银行应将履行社会责任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有机结合起来,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经营发展中的一种激励机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loyal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ru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motives influence their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efforts. The study reveal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sumer trust in CSR evaluation frameworks; managers should monitor consumer trust, which seems to be an important subprocess regulating the effect of consumer attributions on patronage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s. Further, managers may allay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rofit-motivated giving by doing well on service quality perceptions. On the other hand, appropriately motivated giving continues to positively affect trust regardless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m on service quality provision.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多维特征分析——以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社会责任话题一直都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反映。本文以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发布的560份社会责任报告为分析对象,在进行了相关理论论述之后,对这560份社会责任报告从行业分布、区域分布、报告格式等维度进行特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国际流行的信息挖掘法,构建社会责任报告的指标体系,对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特征分析,期望能够对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度与高管激励研究

文章从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责任领域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以2007～200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度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并考察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高管的薪酬越高。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履行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地位越重要;我们的证据不支持独立董事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研究表明,实践中公司逐渐将社会责任工作融入战略和日常管理,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正在形成。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方式的综合分析——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目的/意义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动机可能出于道德行为的考虑,也可能出于机会主义行为的考虑。对此,文章从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出发,实证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现,从而掲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真正目的。这不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治理企业不道德行为也具有现实意义。 方法/过程 文章选择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2516家企业,共计16154个研究样本,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不同盈余管理方式之间的关系。 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经扩展研究还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是一种道德行为,而且随着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的增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会有所降低。     

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兼与李伟先生商榷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各个相关者都向企业投入了一定专用性资源,各相关者应按投入资源的比例共享企业的收益,并共同享有企业的治理权.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就是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企业治理权配置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恰当分配企业的治理权,进而确保企业建立合适的社会责任体系来对各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向各相关者履行这些责任和义务的代价占整个企业收益分配的比例,应与各相关者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比例基本一致.只有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分享了合适的企业治理权,才能确保企业对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