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维城市要素流的武汉城市圈城市联系与功能分析

文章结合统计年鉴数据和地理时空大数据,运用多维城市要素流综合分析武汉城市圈内城市间联系与各城市功能,并采用赋值法对4种城市要素流进行评分,进而对武汉城市圈的功能布局与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1)武汉是城市圈的发展中心,"一城独大"态势依旧显著,城市圈整体极化和辐射能力较弱,中低级城市流强度的城市较多。(2)城市圈内城际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且联系程度空间差异较大。(3)根据赋值后的综合结果,从"点线面"的角度对武汉城市圈空间布局给出建议。点:"一三二三"的空间布局,中心城市为武汉,次中心城市为黄石、鄂州和孝感,核心区为咸宁和黄冈,影响区为仙桃、潜江和天门;线:以孝感—武汉—鄂州—黄石、武汉—咸宁、武汉—黄冈为3个发展轴的"小"字型的空间布局形式;面:将武汉城市圈进一步划分为3个发展区,即武汉—鄂州—黄冈—黄石、武汉—咸宁、武汉—孝感—仙桃—潜江—天门。     

基于互联网公共信息流的区域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传统视角下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多通过要素流动体现。互联网的公共信息,以人的诉求为导向,遵循市场供需原则,数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易获性和实时性,更能体现和预测城市之间关系。通过"58同城网",对武汉2小时高铁圈覆盖城市进行公共信息提取和分析,对其区域网络空间结构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该区域信息流空间具有典型的层级体系特征:依据信息流总量,分为积极、消极和信息边缘城市。(2)信息流视角下,基于传统的中心地理论的圈层式区域空间结构形态被打破,地理邻近效应减弱,主要城市之间跨区域联系增强,呈现出多中心网络空间形态。(3)信息联系和城市综合实力正相关,与代表知识和技术的软实力高度相关,武汉作为信息网络控制性节点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游离在信息网络之外的城市将更加边缘化。     

基于产业发展的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空间架构

区域创新体系是一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多主体、多机制、多空间层次的复杂系统,其空间结构是以产业集群为基本节点的多重空间组织网络。武汉城市圈的创新资源总量丰富,但空间组织路径不畅、网络节点关联松散,降低了区域创新资源的创新绩效。区域创新体系空间构架的参考路径之一是构建基于市场联系的产业集群网络。根据武汉城市圈创新资源的特点及产业基础,提出了构建基于产业发展的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基本思路。     

公共支出、空间外溢与圈域经济增长——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一个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以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7-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对公共总支出、公共分类支出及其外溢效应对圈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公共支出存在空间外溢效应,但公共总支出与公共分类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并不必然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公共总支出和维持性支出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负的空间外溢效应,而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外溢效应;(2)固定资产投资率、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储蓄率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武汉城市圈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总部试点经营模式浅析

在我国扩大内需增长空间的总指导思想下，在武汉城市圈申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总部试点，也符合了武汉城市圈经济金融改革和设立武汉总部经济发展的总思路，对拉动武汉城市圈经济金融发展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从出资人及主要资金来源渠道、经营范围、主要客户群体、营销模式和营销渠道、投资环境和消费金融公司定位等几个方面，结合武汉城市瞬的具体实际，对在武汉城市圈设立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的经营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时空特征与趋同演化分析

重视创新风险引发的投资损失,是提高科技金融服务质量的关键。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高地以及首个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科技强区建设、金融体系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结合Undesirable-SBM模型、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对武汉城市圈9座城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剖析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及趋同演化。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科技金融效率均低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表明忽略创新风险会高估科技金融效率水平;(2)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均以武汉城市为重心且未发生迁移,城市科技金融效率"西北—东南"分布格局较为稳定,标准差椭圆范围逐渐扩张;(3)城市科技金融效率偏向上转移,演变路径受原有状态影响较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升迁;(4)考虑空间滞后项的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显示,邻域类型对城市科技金融效率状态转移影响显著,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近邻效应,即转移方向与邻近城市类型基本保持一致,呈现"高高趋同,低低趋同,高拉动低,低抑制高"的空间演化特征。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产业优势分析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未来的城市竞争将不是个体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城市联动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的提出是非常适时的.然而,通过区位商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城市的优势产业大都集中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产业内部结构如农林牧渔、轻重工业等都在低水平上雷同,各城市产业分工不明确,整体竞争力弱.武汉城市圈应该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建立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链,加强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度,促进自身发展.     

高铁时代衡阳经济的发展机遇与对策

武广高铁连着珠三角、长株潭、武汉城市圈三大经济区域,将粤、湘、鄂3省20多个城市纳入了"3小时经济圈",实现了长江和珠江两大区域经济的互补与融合。借力武广高铁,实现跨越发展,是沿线每个城市的共同梦想。因此,研究高铁,把握高铁,着力打造衡阳高铁经济刻不容缓、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分析武广高铁对衡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关建议。     

武汉城市圈轴—辐网络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借鉴轴一辐网络理论,创新性地揭示轴一辐网络旅游空间内涵,归纳轴一辐网络旅游空间的规模经济效应、旅游集散效应、网络溢出效应、功能喂给效应以及交通协同效应.以武汉城市圈为例,重构"轴一辐"旅游地域组织系统,确立枢纽轴心(中心节点),构建多级枢纽空间格局.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基于复杂网络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空间结构

以2016年腾讯位置大数据人口迁徙数据为基础,通过节点指标、网络指标、空间结构三方面,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得出主要结论:①通过节点对称性与节点重要度分析,得出城市群节点等级性明显。武汉城市圈节点等级联系特征为"强核心城市—边缘城市",环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城市—次级城市—边缘城市",环鄱阳湖城市群为"弱核心城市—边缘城市"+"非核心城市—边缘城市"。②通过平均点权与网络结构熵分析,得出城市群网络连通性存在差异。三子城市群分别表现出鲁棒性、持续性、脆弱性特征。③通过人口迁徙空间网络变迁图,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得出各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多样化。三子城市群空间结构分别呈现■+触角发散状""■+触角发散状""■+触角发散状"。     

基于人口规模分布的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评价

以人口规模分布为数据,以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曲线为研究视角,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并比较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分布规律,客观全面评价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水平。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在空间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总体阶段上落后于比较对象,空间自组织演化尚处于以集聚作用为主要驱动力的演化阶段,主要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腹地发育略显滞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中心性最明显,武汉城市圈次之,珠三角城市群集聚扩散作用相对较为均衡,区域空间发展更为匀质化。武汉城市圈未来的发展,应该在大力提升区域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有意识引导分散的空间组织作用力,实现区域空间形态向更为合理的方式演进。     

武汉城市圈与沿海三大都市圈空间竞争力比较分析

采用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从两个方面构建武汉城市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综合计算得出城市圈及其城市的综合得分及排名,定量评价武汉城市圈的空间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综合竞争力在与京津唐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比较中总体上处于落后地位;通过对各项指标的比较,武汉城市圈在对外经济联系、产业结构竞争力和圈域居民素质指标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将是武汉城市圈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武汉城市圈空间发展的SWOT分析

文章以SWOT分析法为研究的基本框架,系统研究武汉城市圈空间发展的外部机遇与挑战和内部的优、劣势,综合分析武汉城市圈空间发展的现状和潜力,为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拉动作用提供理论参考.武汉城市圈在区住条件、产业基础、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比较优势: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不够迅速制约了区域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重大机遇:但是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带来的竞争和武汉城市圈作为粮食主产区与快速城市化之间的矛盾是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基于共生关系的武汉城市圈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群逐步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板块,是区域研究的热点.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关系成为影响和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城乡二元空间作为城市圈的重要地域单元,在城市圈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促进城乡协调与均衡发展是解决城乡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路径,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城市圈协调发展的要求与提升城市圈域经济体整合竞争力与软实力的基本路径模式.基于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架构,文章在SWOT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共生关系思想,分析了区域共生的基本架构与模式,从城乡一体化、新型城市化道路、产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武汉城市圈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体化背景下高铁对皖江城市带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模型及日常可达性3个主要的可达性评价指标,利用反距离加权空间插值法对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从不同角度分析高铁的开通对皖江城市带各节点城市以及区域整体的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和影响,并探讨该变化所带来的时空效应和分布格局的演变。分析得出结论：高铁的开通运营使得皖江城市带各节点城市间的可达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高铁开通后城市的经济潜力值变化较大,信息流速度加快,产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皖江城市带实现了一日城市带的“同城效应”,高铁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圈的经济绩效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城市圈形成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转变对区域经济共同发生作用,本文尝试对这三个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以M-U型组织理论为基础,将其应用到政府治理结构之中,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城市圈形成之后,政府之间由于治理形式的变化而引起经济绩效的改进;其次,本文将使用Regression Discontinuity方法对城市圈的整体经济绩效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辐射效应和政府治理结构对城市圈整体经济绩效的积极影响要大于集聚效应的消极影响,城市圈的划分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城市圈中心城市的经济绩效,而且也能够提高城市圈内其它地区的经济绩效.     

基于因子分析的都市圈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发展路径。本文以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为例,从区域空间的角度,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9个武汉城市圈城市和5个非城市圈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整体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高于省内其他城市,但圈内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并不均衡。本研究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各地应发挥地域比较优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结合湖北省主题规划,合理确定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强度;大力提高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等。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武汉城市圈城镇生活性关联特征

城市群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其健康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即内部城镇间的紧密关联。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客运班次、快递网点、银行网点数据,识别了武汉城市圈内部城镇生活性关联网络特征,分析了网络的层级性、内部各节点中心性、对等性与内部组团模式。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内部城镇生活性关联网络的极化特征明显、内部组团松散,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中的交通网络、地理区位匹配性较好;关联网络的主导方向、节点权力同现实认知的差异反映了要素流动空间虚实复合的特征。研究认为,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建设应弥补西向沿线地域开发不足、构建东西发展轴线,尤其应加强天门—仙桃—潜江组团集聚发展。     

武汉城市圈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分析

构建旅游经济的空问溢出模型,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利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对9市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揭示出:①武汉在圈域旅游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呈现"一城独大"态势,其他城市旅游发展过于依赖武汉;②城际旅游经济关联性不强,旅游经济空间溢出作用不明显;③城际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出竞争大干合作的特点,旅游关联处于无序化的状态;④城市旅游经济溢出空间差异明显,与自身旅游吸引力和接待力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