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活动的效果评估

R&D活动的"正溢出效应"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向企业提供研发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R&D活动的"市场失灵",然而有可能对企业的研发投资产生替代效应。该文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的激励机理,并且界定了政府研发资助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条件,从宏观、产业和企业三个层次分析了政府研发资助的效果。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域2011-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科技资助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时检验这一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是否受到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调节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对创新绩效存在直接和间接的两种激励路径,政府科技资助...     

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政府补贴是激励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从政府补贴的异质性视域探究企业创新绩效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非对称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创新补贴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非创新补贴;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但非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补贴不仅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而且能够显著影响企业风险投资的获取,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为充分发挥政府补贴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优化政府补贴结构,逐步提高创新补贴规模与强度;完善补贴项目的甄选和评估机制,不断提高创新补贴效率;搭建创新补贴公共平台,充分发挥创新补贴的信号效应。     

政府资助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仍属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为提升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加大对其创新研发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对帮助其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深市中小板上市企业中筛选出了471家企业在2014—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政府资助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资助政策在整体上对科技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创新研发的产出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对科技研发人员进行投入才能给创新产出带来积极影响.因而,政府资助应该着重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投入.     

政府研发资助理论、资助效果与评价研究述评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研发活动的正外部性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金融市场不完美带来融资约束则使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低于无市场摩擦时的企业最优投入水平。政府资助研发活动是降低外部性和研发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政府研发资助对于私人研发投入具有激励效应或者是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资助项目选择方式、信息不对称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实施效果。从理论上探讨政府研发资助与研发活动市场进入和退出障碍、风险资本缺失、不同主体合作研发等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研究如何完善政府研发资助知识共享体系和知识产品的交易机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结构选择模型或者配对等方法,揭示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实施效果的因素及其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情境因素,改善政府研发资助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研发活动决策弹性,提高政府研发资助的实施效果。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和产权异质性视角

利用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用模型、面板T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在经济区域、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激励效应,且这种正向促进效应具有时滞性。从企业所处区域来看,相比中西部区域,政府研发补贴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区域激励效应更强。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大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本研究为政府在甄选资助对象以及政策实施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异质性与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激励：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

基于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数据,筛选仅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能够刺激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从地区看,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具有地域差异;从经济属性看,加计扣除政策对外资、民营企业研发激励效应较强;从行业看,加计扣除政策对科学技术行业激励效应最大。     

政府补贴方式选择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导致创新者难以完全攫取创新的全部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竞争性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通过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并不总是有效的.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事前和事后补贴方式对于企业创新激励的机理,认为事前补贴不会产生和提高努力程度的激励,不宜采用,为政府合理决策提供参考.     

政府R & D资助强度、企业R & D能力与创新绩效

近年来随着政府科技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上市公司普遍接受了政府R&D资助,同时其有效性问题也备受关注。从企业的角度,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政府R&D资助强度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R&D资助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先增加,而当资助强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作用效果就会降低,这种作用效果在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更明显。     

再论产业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衔接*

基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以及两者脱节的现状,有必要提出并强化产业化创新的概念。产业化创新介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是两者的桥梁。产业化创新不只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机制,是一种合力。产业化创新有两种方式：产学研协同创新和科技创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不是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机构意义的协同,而是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产业人才的培养和研发新技术的功能协同。激励产业化创新的机制不只是激励创新,还要激励协同。科技创业是越过了孵化和研发新技术阶段,通过创办企业的方式进行产业化。科技创业的资本是以科技创新成果体现的知识资本、以创业家体现的人力资本和以风险投资体现的物质资本的集合。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创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物质资本不可或缺。创新成果产业化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采用新技术的产业迅速达到规模;二是充分实现新技术的潜在价值。这两个方面都依赖于有效的商业模式创新。     

标准化与企业的R&D投入倾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为基础,检验了标准化对企业R&D投入倾向的影响。理论上,标准化既可能促进也可能制约创新。而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标准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企业的R&D强度。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竞争对手的标准制定活动,企业自身参与标准制定对R&D的激励效果更大,并且这种影响在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标准制定企业之间虽然相互施加了创新约束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芬兰科技创新之路及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在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浪潮中,芬兰通过重视发展教育和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加大研发投入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支持,迅速地从上世纪初落后的农业国而快速发展成为1960年代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高福利制国家,同时在2003年之后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被誉为"芬兰奇迹".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与芬兰经济腾飞前有许多相似之处.文章主要分析了芬兰走科技创新之路的前提,阐述了其高科技发展战略及相应举措,重点探讨了主要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现状,最后,结合我国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出了一些启示.     

MANAGING ADVANCED TECHNOLOGY SYSTEM DEPLOYMENT: AN OPTIMAL ALLOCATION BETWEEN R&D AND PROTOTYPE FUND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ager allocates R&D funds to maximize the expected discounted net value of the R&D programme. Because public R&D managers do not have the same market discipline (or rewards) as private R&D managers, public R&D managers require a methodology for maximizing the expected net benefits. The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in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Applied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DOE (Phase One): A First Look Forward (2005) proposed a cost-benefit methodology to evaluat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RD&D) programmes. This paper specifies and extends this methodology, e.g., by adding cost targets into each stage of the RD&D process. Expected benefits are modelled as a function of funding levels, stage durations, stage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and target costs. With this method, the paper determines an optimal allocation of pre-prototype R&D funding, given a total funding constraint for an advanced energy system.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 NON‐LINEAR HYPOTHESIS

Theoretical models suggest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ize and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esting this hypothesis empirically in cross‐country studies is complicated by the endogeneity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inflexion poi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n‐linear hypothesis by incorporating threshold analysis in a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 The methodology utilizes a sample‐splitting framework and follows an objective strategy for identifying and testing changes in the slope. The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non‐linear hypothesis for a broad panel of countries.     

商业信用与企业规模的负相关关系——基于关系网络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企业所提供的商业信用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迥异,发达国家是正相关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是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关系网络和商业信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消费者法治意识：促进还是约束中国FinTech创新*——来自P2P网贷的证据

消费者法治意识是促进还是约束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呢？在美英等国纷纷促进本国FinTech创新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中国金融全球崛起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依据挑战/威胁、冷/热系统两大心理学理论，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研究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消费者法治意识水平与FinTech创新数量、质量之间均为倒U型非线性关系，过弱或过强的消费者法治意识均不利于FinTech创新数量、质量的提升。因此，在保护消费者时，应当遵循适度原则。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者法治意识还通过行业自律组织和研究机构建设、信贷缺口，间接影响FinTech创新数量。最后，本文就促进中国FinTech创新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