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依靠政府强制性管制等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外,还需要借助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进行补充。从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入手,分析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对2010—2020年我国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考察其空间相关性;然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地区间两极分化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更大,但两者对邻近地区都没有显著溢出效应。对此,各地政府应重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促使两类环境规制相互补充。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规制方式、科研经费投入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负向激励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环境规制通过影响科研经费投入进而间接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科研经费投入受到两类环境规制的影响分别被抑制与促进,但均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分区域来看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3）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会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低碳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温室气体的减排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环境规制弥补其缺陷,在低碳视角下探索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5-2011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历年各省的碳排放量,以碳排放强度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碳排放强度每降低一单位,即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一单位,人均GDP将增加11.65％,即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环境规制竞争与污染治理

基于2000—2016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环境规制地区之间的竞争,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竞争状态因污染类型不同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竞争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逐底竞争”,但废气和废物污染处于“弱竞争”状态,废水污染是“标尺竞争”;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EKC假说得以验证,否定“污染天堂”的存在,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FDI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环境规制、FDI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环境规制、FDI抑制了就业增长,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促进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和FDI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省域环境规制对就业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FDI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FDI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各级政府应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当地实际提高引资效率,积极引导FDI向第三产业转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

本文在识别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生态福利绩效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中国省级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项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项对东、中、西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影响强度存在区域异质性,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西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基于要素流动的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与政策研究--TPP《环境合作协议》的启示

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与贸易相关文献基础上,构建两部门模型,从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与产出和污染的关系,论述环境规制影响出口贸易的路径以及要素可流动下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多面性;然后分解投入产出模型并重估能源排放系数,计算中国29个行业部门出口贸易的国内碳排放,提出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行业碳排放规制策略;最后结合TPP贸易新标准趋势和我国投入要素变动情况,提出我国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转变高消耗经济发展方式的未来方向。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结构性失衡背景下我国环境规制的管理策略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如何维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缓解生态危机,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环境规制的实践经历了发展期、完善期两个阶段,依然存在较多问题,总体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我国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环境规制中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失衡、环境规制部门之间的权力失衡、利益主体的决策与诉求失衡。为了解决我国环境规制失灵问题,应该不断增强政府部门环境规制职能,构建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促进区域低碳经济均衡发展,并且尽快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低碳经济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如何有效减少CO2排放量需要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介入,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探索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5-2011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历年各省的CO2排放量,以CO2排放强度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初期CO2排放强度降低1％,即环境规制增加1％,经济增长将增加4．71％,当环境规制强度增大到一定水平后,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将降低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现有理论和经验研究均对此尚无定论。本文运用中国省级数据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程度更强的地区在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更强。而且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和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这表明,中国没有发生国家层面的"碳泄漏"①。本文进一步指出,要素禀赋假说和波特假说在中国的成立可能是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     

山东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带来的碳排放增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控制和减少碳排放也相应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重大课题。山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和碳排放大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为此,采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建立山东省碳排放增量的因素分解模型,对1995—2009年间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碳排放强度这三个主要因素对山东省碳排放增量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产业规模的扩大是导致山东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起到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反而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所促进,对碳排放起到决定性抑制作用的是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减少山东省碳排放量的政策性建议。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6-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变化。与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更有利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U型"影响将会进一步强化。这反映出城市体系结构失调对工业碳排放降低的制约作用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缓解,因而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城市体系结构优化来促进减排。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增长与节能减排双赢绩效研究———一个非径向DEA模型分析框架简

本文利用一个非径向的DEA模型框架,对中国工业增长与环境双赢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选择最优的节能减排路径对中国工业2012—2050年双赢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中国工业行业整体以及重工业实现了双赢发展,但其双赢状况在不断恶化;轻工业未实现双赢,经济与环境的矛盾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本文设计的未来39年最优节能减排路径下,中国工业不能实现双赢发展,大部分行业不仅无法实现双赢,其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矛盾还将进一步深化。为了促进双赢发展的出现,重工业应加速产业升级,提高环保技术研发力度;轻工业的环境规制力度要进一步增强;此外,环境规制应以渐近型和激励型为主。     

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全球变暖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保护环境引起了全球各界人士的关注,并达成了共识.各国采取了多种的节能减排措施,碳排放交易市场便运应而生并日益盛行.目前,对碳交易中的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各国都没有设计出一套较为完善的会计准则和制度,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碳排放权交易的二种类型即基于配额交易的碳排放权和基于项目交易的碳排权,结合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分析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希望在完善碳交易准则,在碳交易活动顺利开展中起到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