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新实践及其时代价值——基于WTO上诉仲裁第一案的考察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然而，2019年年底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正呈现一种分化的趋势，这给争议解决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两年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十分关键的阶段。2022年7月，“欧盟诉土耳其有关药品生产、进口和销售措施案”首次以临时上诉仲裁的方式成功解决双方经贸争端，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该案首次将临时上诉仲裁争端解决路径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在审理期限、裁判效率等程序方面回应了此前一些WTO成员对上诉机构裁判实践的质疑。从中长期看，本案以及后续上诉仲裁实践将为部分成员间争端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关键还在于为WTO上诉机构最终改革方案提供实践测试和参考，这或比匆忙达成一份改革协议更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WTO争端解决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WTO现行贸易报复机制的缺陷分析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适用贸易报复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被诉措施的实施方将其适用的措施调整至与WTO协定或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相一致。但WTO现行贸易报复规则存在程序与实体上的缺陷,WTO争端解决机构所裁定的报复措施的救济效力是不充分的。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信息保密应持之有“度”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信息保密问题极大地困扰着争端各方,能否恰当处理该问题甚至直接关系到案件的胜负成败,成员方应当高度认真对待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保密问题。     

WTO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仲裁机制弥补的局限分析与对策 ——基于解决贸易争端角度

伴随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扑,多边贸易机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在WTO上诉机构新成员遴选程序持续阻挠,导致WTO上诉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研究WTO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以及WTO上诉机构运转停摆之后,仲裁机制弥贸易纠纷解决功能的缺失面临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理论意义。结合目前阶段WTO上诉机构主要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仲裁解决机制本身存在的不足进行研究,提出有效的补充或者完善措施,使仲裁解决国际之间贸易争端成为常态化,并且发展成为系统化与机制化。同时为WTO成员国在贸易多边体制当中,积极地维护全球化的趋势并且利用DUS第25条,通过仲裁解决贸易争端提供具有价值的思考与良好的操作意见。     

孰先孰后的困境--先判断是否执行,还是先授权报复?

对于WTO成员方之间诉诸争端解决机构的争端,一旦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WTO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通过后,其建议和裁决即对争端当事方有拘束力,争端当事方应无条件接受,然后争端解决就进入了执行程序.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执行所需要的时间可以由双方磋商决定,也可以通过仲裁确定,或者“败诉方”主动执行.然而,在一方声称已经执行,另一方对执行情况不满意的情况下,一方要求DSB授权报复,另一方则要求根据DSU第21条第5款由原先的专家组确定报告是否得到执行,这就发生了是先解决报告有没有执行还是先授权报复的问题.     

尽力维护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统一性——也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反倾销协定》第17.6条(ii)项的适用

WTO《反倾销协定》第17.6第(ii)项的重要目的在于限制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审查权,并要求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方调查当局的反倾销决定给予一定的尊重。但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司法实践来看,该条款并未起到最初设想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试图尽力维护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统一性,而这对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统一性、稳定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WTO贸易争端发展动态分析

本文首先从争端数目、争端涉及的成员方及其比例、商品和贸易措施、涉及的协议等角度分析了 WTO 贸易争端特点及其变化趋势,然后对重点问题从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原则、目标、规则、程序等方面分析主要原因。     

限制与突破——DSB对《反倾销协定》第17.6(ⅱ)条的实践

WTO《反倾销协定》一方面对各成员方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从程序和实体上均设置了限制条件;另一方面又以第17.6(ii)条限制了争端解决机构(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审查反倾销贸易争端时法律解释的权限,这表明该协定对反倾销措施的矛盾态度。     

如何理解DSU的磋商--FSC案对"可获证据陈述"的争论与裁决

磋商程序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重要的一环，但在实践操作中，WTO成员方对磋商程序的自身性质和当事方在磋商程序中的博弈方式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运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美国与欧盟的FSC案，以令人信服的推理和认证诠释了磋商程序背后蕴含的深层法律原则。     

限制与突破--DSB对《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的实践

WTO《反倾销协定》一方面对各成员方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从程序和实体上均设置了限制条件；另一方面又以第17．6(ii)条限制了争端解决机构(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审查反倾销贸易争端时法律解释的权限，这表明该协定对反倾销措施的矛盾态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 WTO是在GATT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型的全球性经贸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向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及可预见性的核心制度,是成员方解决政府问贸易争端的强制性、排他性的合法渠道,是一种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这种融司法性与政治性为一体的综合性争端解决机制对争端解决的特殊作用有赖于一系列法律原则、规则、制度和程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有赖于缜密而严谨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基本法律框架的形成.     

WTO体制下非贸易价值理念的研究

WTO创建以来,不仅延续了GATT不断推进的自由贸易理念,更在体制上不断创新.其中表现为WTO规则中非贸易价值理念的扩张.而扩张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能动性而实现的.作为一个贸易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能动性将WTO的管辖领域扩充至人权、环保等非贸易价值领域,损害了各成员方在WTO现行规则中达成的利益平衡,欠缺正当性和民主性.     

1995—2002年WTO争端解决统计分析

WTO 成员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称 DSU)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的磋商解决请求情况中,每年的中诉数量,申诉数量最多的 WTO成员、被申诉数量最多的 WTO 成员以及申诉涉及的各类协议进行了统计分析,以引起对我进出口贸易一定的启示。     

善用WTO规则

中国加入WTO以后,与其它成员方的贸易纠纷要受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许多人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使WTO长上了牙齿,不再是过去的关贸总协定像只纸老虎.究竟这一机制性质如何,应当如何认识WTO规则,我国又应如何善用这些规则?     

巴西诉美国棉花补贴案

2004年6月18日,WTO争端解决机构提交了对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补贴违反WTO规则一案的专家组报告,报告裁定美国棉花补贴的相关立法和措施违反WTO规则。 此案是WTO历史上有关大宗农产品补贴争端的第一个案例,诉由敏感,并涉及WTO有关规则的解释,争端乍起之时,又适逢WTO新一轮农业谈判陷入僵局,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WTO争端解决程序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可执行性

欧盟与中国等部分世贸组织成员近期公布了之前达成的《根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及其附件1和附件2。在WTO上诉机构结束停摆之前,这些成员若对专家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此作为再次审议的临时安排。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制度设计有其独到之处和内在逻辑。用仲裁代替上诉,从程序上看,争端解决似乎也是经历两审程序,但是这与原先的"两审终审"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上诉与仲裁制度本身的差异上,也体现在裁决的执行力方面。事实上,根据临时仲裁安排作出的裁决执行能否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有争议的。临时仲裁安排既不是部分成员达成的诸边贸易协议,也不是对DSU的正式修改,其法律性质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执行力自然也会遭到质疑。世贸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单是争端解决的程序问题,其背后同时折射出许多实体问题。程序问题必须与实体问题一并解决,这才是迎接多边贸易体制挑战、改革WTO规则的正确方向。     

WTO贸易救济争端解决中的司法能动性研究——评WTO涉美贸易救济争端解决引发的争议兼及中国对策

本文在界定WTO专家组、上诉机构合理“司法解释”权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反倾销措施协定》项下涉美争端解决的典型案件,得出结论认为,WTO专家组、上诉机构确有越权裁判、司法能动现象,在多哈回合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应通过谈判,修改争端解决机制和有关贸易救济的协定,确保贸易救济争端解决中不会出现司法能动现象。     

非WTO法能作为WTO争端解决的实体法吗?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和裁决成员方提交到争端解决机构的案件时,在适用的实体法方面,除能够适用WTO涵盖协议外,能否适用WTO涵盖协定以外的其他法律或规则,特别是争端当事方缔结的协议或参加的条约?这在国际法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我国国际法学界及实务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引起了不同争论。     

入世与认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加入WTO以后,与其它成员方的贸易纠纷要受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许多人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使WTO长上了牙齿,不再是过去的关贸总协定象只纸老虎.究竟这一机制性质如何,怎么认识,我们应如何应对,现提出一些个人想法,供批评、指正.     

在WTO被诉现状凸显我国贸易争端形势更趋复杂

2006年至2012年,我国在WTO被诉的争端案件快速增长,共被诉30起。尤其是进入2012年,共14个成员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27起争端,是2011年（8起）的3倍多,也是2003年以来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案件最多的一年,我国被诉WTO争端案件高达7起;2012年日本首次在WTO争端机制对我国提起诉讼,而2012年当年日本就对我国提起2起争端诉讼,显示了我国面临的贸易争端形势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