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自我规制系统

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CSR)中,政府可以采用多种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CSR行为进行引导。该文通过对传统CSR信息披露政策的对比分析及评价,指出传统政策的缺陷,提出建立系统视角的自我规制系统的替代方案,并指出创建强大的信息中介组织是构建自我规制系统的关键。     

论环境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

环境污染转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又有制度缺失的影响.我国应当尽快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加强环境保护执法,有效遏制环境污染转移的蔓延.     

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自我规制解决了传统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是对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补充。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提高生产力、迎合绿色消费者的偏好、缓解外部压力,以及作为应对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此外,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过去的环境绩效等,也对自我规制产生影响。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条件,但应加强信息披露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转变政府在环境规制体系中的作用,为企业提高环保标准服务。     

合作规制:慈善组织行政规制模式之选择

慈善组织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在对待慈善组织问题上的双重性,政府既要充分尊重慈善组织的民间性、保障其自治权,调动其积极性,又要规范、监督、引导慈善组织合法开展慈善活动。单纯的政府规制或是慈善组织自我规制都有其局限性,合作规制是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手段,而引入行政契约理论是实现合作规制的具体路径。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充分尊重慈善组织自治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组织自我规制的功效;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以通过订立行政契约明确慈善组织的权利义务,实现对慈善组织有效的政府规制。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公司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增进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针对现代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缺失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企业、政府发挥着各不相同但又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严重,同时,政府在规制企业行为过程中存在着不作为现象,其结果是和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断裂.本文认为,要矫正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必须诉求于政府规制,但同时也要对政府行为进行必要规制,减少规制失灵现象,提高规制效率,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     

循环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当由传统的道德性走向法律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工业变革的推进,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企业对国家乃至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成为日益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循环经济立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现状及缺陷出发,对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提出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方法.     

市场监管体系转型背景下自我规制的实施机制研究

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府审批职能下放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增加了对于事中事后监管的需求,传统的监管方式难以应对新时代的监管需求,自我规制可能成为潜在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建设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但是自我规制本身也存在多样性,政府如何能够巧妙引入自我规制并使其能够长期运行是成功运用这一工具的微妙之处。文章介绍了自我规制兴起的背景和在中国的实践,并着重以化工行业自我规制“责任关怀”体系为例,分析其实施成效和实施机制,提出当前实践中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和举措。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政府部门恰当推动自我规制的一般理论和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之企业慈善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引起了政界、学术界、工商界乃至社会大众的关注.企业慈善行为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慈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目前,我国企业的慈善意识不足,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监管机制和激励措施.急需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共同推进来改善这一局面.     

国内证券市场自律监管问题分析

证券市场自律监管主体包括三方面：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在内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机构;市场发行主体和交易主体。一个完善的自律监管体系应是三方面都能做到自我约束、自我监管。要达到这种效果,需要通过以下措施：完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完善相关机构的内部治理;提高自律性组织自律监管能力,理清权责关系等。     

试论金融创新中的自律规范——以中国信用衍生品创新为研究对象

在缺少正式法律规则的情况下,交易商协会颁布的自律规范补充了法律空白,对于信用衍生品创新起到了确认信用衍生品的合规种类、提高市场准入条件、减少市场投机性等作用。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引入自律规范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适应金融创新的制度需求。     

企业慈善捐赠、校企关联与创新绩效 ——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的视角

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视角,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校企关联和企业地域位置在企业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验证了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及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进一步打开了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黑箱,丰富了战略慈善的理论内涵。     

中国社会企业战略发展的思考——以深圳残友模式为例

社会企业家把社会公益作为一项风险事业来经营管理,通过商业管理的途径来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本研究选择中国知名社会企业,深圳残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主体,通过对社会企业定义与功能的界定,对残友软件在信息技术行业快速发展的历程与特征进行了总结。基于残友软件在过去十几年中招聘人才、提高产品及服务水平、扩大公司规模和得到社会广泛等重要事件以及相关数据,着重分析类似残友这样的中国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如企业人力资源、财务以及战略管理等问题,并对残友的战略发展提出建议。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发展的战略行为选择研究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发展可以采取的战略行为有四种:消极支付、环境管理、退出和进入。实践中,企业应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做出相对应的选择,以有效地规避风险,响应社会的环保诉求,变不利为有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产权探析

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内容,明晰产权并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当前的改革重点。文章从分析产权制度入手,剖析当前国有企业产权面临的问题,并指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     

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是否科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其他规划的科学性，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及生态环境状况影响重大。本文论述了对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开展战略环境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结合（《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探讨了我国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的技术思路和技术方法。     

国家战略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体制再造

建立国家战略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是维护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关键，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技术安全保障中所面临的和需要加以解决的紧迫问题。研究了技术创新管理的特点，分析了我国国家战略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科学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建立战略企业技术中心和完善政策扶持环境3方面阐述了国家战略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体制的再造过程。研究表明，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要着眼于国家的安全战略及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导国家及地区战略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makers, industrialists and environmentalists express concern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ough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some countries displaces production, and hence pollution, to countries which impose less tough environmental policies. Yet empirical studies of such impacts suggest they are small. However, these findings are derived from models in which international trade is modelled as being perfectly competitive. In this paper I model trade as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with scope for strategic behavior by producers, in this case investment in capital. I show that the choic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 can have a marked impact on the incentives for producers to act strategically, with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incentives for strategic overinvestment relative to environmental taxes or no environmental policy at all. Whether welfare is higher using standards or taxes depends on whether producing countries are also significant consumers of the polluting product, and on whether all producing governments act to reduce emissions or only some subset of governments. To assess the quantit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se theoretical results I conduct policy simulations on a calibrated model of the world fertilizer industry. These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on strategic behaviour can be 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