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与主犯关系探究

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和主犯进行单独考察,两者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似平非常明确,但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时,不免让人产生种种疑问。通过对这些疑问的解答,我们不难得出：犯罪集团主犯不仅包括任意共同犯罪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也包括必要共同犯罪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还包括虽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但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行政犯罪研究

行政犯罪的概念源于古罗马法中自然犯、法定犯概念,关于行政犯罪的性质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立足于我国立法和社会现状提出了以下观点:行政犯罪应当归属于行政法研究范畴;行政犯罪应当包括劳动教养行为、治安处罚行为及刑法中的轻微犯罪行为;行政犯罪应当承担行政刑法责任。     

暴力资讯与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以社会学习理论为主要修正对象

以未成年人是否犯罪、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实施暴力犯罪为因变量的对数回归模型显示,接触暴力资讯能增大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比却不能增大未成年犯罪人选择实施暴力犯罪的发生比。这表明,未成年人通过暴力资讯(符号示范)所习得的并非攻击性的行为方式本身,而是反规范的态度或行为倾向。回归模型还显示,在社会学习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家庭示范和亚文化群示范在未成年人犯罪促成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已让位于媒体,媒体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相应地,被普遍认为能够对暴力资讯促成未成年人犯罪作出合理解释的社会学习理论,亦当做出适当修正。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涵分析

黑社会犯罪是危害极其严重的一种犯罪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部分特征,向黑社会组织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根据我国的刑事立法和有关解释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从行为特征上的暴力性、敛财性和腐蚀性,组织特征上的成员众多性、组织严密性和主观方面具体把握.     

行政事实行为的司法救济途径实证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的一类行政行为,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可能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的影响。通过司法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确定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条件应是该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否产生实际影响。据此建立行政事实行为可诉性制度,并探讨行政事实行为造成损害的司法救济途径,及可诉性标准和赔偿程序的启动。     

论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

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应当取决于各国统治阶级在立法时对客观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的共同犯罪现象的容忍程度,以及更好地预防(共同)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本文在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上,限定为"共同过失正犯(包括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之间构成的共犯)",和"故意教唆、故意帮助与过失实行行为之间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形成的共犯",以期能更好地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并在其与自由保障机能之间寻求能保障、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论目的犯中目的的含义

任何人故意实施的行为都是在一定动机支配下追求一定目的的行为。一般意义上而言,目的是指在一定动机推动下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刑法学上目的犯中的目的同样要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目的的规定,在本质上它是特定犯罪目的而非一般犯罪目的或者犯罪动机。     

从行政立法角度谈中国行政权力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作用力,就是使被支配者的意志服从于权力拥有者的意志,如果被支配者拒绝服从这种支配力量,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惩罚。在所有社会权力之中,行政权力最能体现权力的本质,因为它要借助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来实现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支配。作为行政管理的基础,行政权力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始终和各个方面,脱离行政权力的领导、决策、指挥、控制等等各个方面及其管理实施过程都是难以想象的。     

犯罪组织网上招募未成年成员的防控措施

随着网络的普及,犯罪组织网上招募未成年成员的现象呈急速上升趋势。为降低未成年人在网络情境下的犯罪动机,应分析犯罪组织网上招募未成年成员肆虐的原因,从微观和宏观措施入手,控制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组织的网络诱因,从而实现对犯罪组织网上招募未成年成员的监控预防。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解读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模式是可诉性行政行为与混合式。现阶段,应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否定列举规定的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法律规定行政最终裁决具体行政行为作重大修改。应严格定义国家行为;将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取消法律规定行政最终裁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否定列举规定。     

论票据行为的抽象性

票据行为具有抽象性，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抽象性的法律价值在于保护持票人的利益。但票据法同时应考虑票据行为人的利益，赋予票据债务人以基础关系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的抗辩权，从而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只具有相对意义。中国《票据法》第十条及相关条款的规定不能看成是对票据行为抽象性的否定。     

论连累犯的罪过形式

连累犯从其客观行为来看类似于某些犯罪的帮助行为,因此容易与共同犯罪相混淆。实质上连累犯与共同犯罪有着根本的区别。应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是否“事前无通谋”、是否存在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联络等方面来对二者进行区分。     

论高职学生犯罪的界定及其预防

高职学生犯罪的界定对提高法律威慑力，约束学生行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确高职学生犯罪的概念及学生性、违法性、危害性和制裁性的特点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更需近一步明确高职学生的犯罪与违反道德和违反纪律的区别，通过理论的解析提出抑制高职学生犯罪措施。     

论我国行政犯罪中严格责任的合理架构

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主要体现在"公共福利犯罪"和"道德犯罪"等方面,因而严格责任在行政犯罪中有较多适用。在我国,行政犯罪的外延范围与英美刑法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一种交叉重叠关系。因此,在我国行政犯罪中,特别是交叉重叠部分引入严格责任是可行且有益的。在行政犯罪中架构严格责任理论,宜对其主观罪过表述模糊化;在法定刑上,适用严格责任的行政犯罪的处罚,应较适用非严格责任的犯罪处罚为轻;同时,应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建立证据救济制度。     

治理视野中的政府规制改革

政府规制或管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它包括对自然垄断的直接经济性规制和针对外部性、非价值物品、产品安全和质量的直接社会性规制,也包括以促进竞争为目的的间接司法规制等。它是政府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市场的一种替代,是一种政府对市场、国家对社会、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力的单方面支配关系。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和调整政府规制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1980年代中央对地方管制的放松上,也表现为九十年代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尤其是进入…     

大学行政化之组织政治：追逐政府资源简

大学行政化催生了大学组织成员所特有的组织政治行为、组织政治认知（知觉）、组织政治技能。我国大学中的组织政治行为集中表现为“名实分离”的特征;组织政治认知表现为大学中普遍存在的印象管理、圈子意识、边缘感;组织政治技能表现为大学的沉默、行政与学术互为资本、关系运作。为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是高校资源分配的主体,即如何把提供资源与分配资源这两个相连环节适当分开;二是高校资源分配制度的再完善,包括分配原则、制度设计、信息公开等方面的重新梳理。     

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制

我国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表现为超高定价、强制交易、搭售等。尽管在一般竞争领域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应受到规制,但是公用企业为社会生产、人民日常生活提供基础性支持,其特殊的经营领域更凸显了这种规制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通过立法规制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我国的《反垄断法》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作出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比较全面周详。     

论行政道德责任及其约束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在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它引导着行政人员的行为,表现于主体履行其义务和职责的具体行为之中。因此,行政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行政道德责任观,同时对行政道德责任进行相应的控制、监督和追究以约束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标。     

消费视野下媒介与大众的互动关系

媒介对符号的意义、文化价值及超现实世界的建构使得大众消费观念和行为受到媒介支配。与此同时，大众的种种自主行为对媒介系统也形成冲击和影响力。看似相互抵抗的力量使得媒介应对受众的多元生产和受众消费的参与得以持续而出现媒介与大众共同生产和消费的局面。     

市政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及治理对策

市政公用事业建设（以下简称市政建设）涵盖城市各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关系到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市政建设具有显著的公用性和垄断性，通常由国家投资、指定单位施工，一旦获得市政建设项目，就意味着获得巨额利润，因此，该领域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也十分容易滋生商业贿赂犯罪。在最近中央下发的文件中，与市政建设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确定为重点治理的对象之一。为配合中央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有必要总结市政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表现，进而认定有关行为所触犯的罪名，探寻治理该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