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贸易逆差

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对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是其实体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外部反映,美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是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深层次根源。服务业所占比重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也大大削弱了其产品出口能力。与服务业所占比重提高相伴随的是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而这种产业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本文进一步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了以上观点。     

巨额贸易逆差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巨额贸易逆差下实行了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从金融角度详细分析了美国依据美元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实行对全球的金融剥削;从产业角度探讨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背景下制造产业的国际转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美国独特的进口商品结构、油价上涨和美国能源产业政策对“悖论”解释的合理性;从宏观政策角度解析了美国“双赤字”并存的必然原因。本文认为,美元地位的不断下降使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潜在危机,而美国对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势必对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中国外汇储备及内外经济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分析

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东盟贸易一直保持着逆差,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四个主要原因,即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国入世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当前我国对东盟保持着贸易逆差,一方面有利于使我国对外贸易达到平衡,另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利用国外资源。我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将会长期存在,而且贸易逆差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美中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逆差的原因探讨

近年来，美中高新技术贸易的进出口数据表明美中高新技术贸易逆差逐步扩大，并且现实情况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相去甚远，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国际产业转移和美国对我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是导致美中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中关贸易统计口径尽管有所差别，但是并不改变其总体局势。     

中美贸易平衡中的地理走向因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发展的焦点问题,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随着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的兴起,产业转移的地理因素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导因素。从产业资本对贸易格局改变的角度,通过对美国、东亚和中国这三个经济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现状分析,阐述了全球产业转移中的地理走向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探析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中美巨额的贸易逆差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最核心的困难。中美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巨额的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危害,应该积极寻找对策。     

透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合理性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既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也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亦非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根源,从而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低失业率长期并存。而美元的特殊地位和美国独特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不同统计口径所得逆差数据的差异,也分别从不同侧面解释了美国经济增长中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合理性。虽然巨额贸易逆差暂时未阻碍美国经济增长,但必须重视其未来潜在的风险。     

美国贸易逆差对世界流动性的影响

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世界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紧缩.本文运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贸易逆差是其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的一个主要渠道,是前一阶段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带来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涨.而美国消费下降、贸易逆差减小,则进一步恶化了世界流动性紧缩程度.世界主要经济体必须从优化贸易结构、调整汇率制度、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等多方面入手,解决流动性过剩或紧缩问题产生的根源.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新探

随着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对此中外学有众多不同的见解。章的结构重新探讨了中美贸易问题的成因，比对各个因素在决定逆差问题上的重要性，对于巨额贸易顺差进行分析得出中美贸易由于比较优势上产生的互补性以及美国对中国长期的技术出口限制是贸易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中美贸易格局当中受益最大的是美国。最后提出一些建议。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中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目前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具体影响机制尚未形成统一认知。利用2001年~2016年中国电子行业对美国出口额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理论推导与拓展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实行传统关税壁垒,美国会比中国损失更多的出口利益,从而使得美国放弃关税壁垒而选择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呈现正"U"型影响。研究结果还显示: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呈倒"U"型影响,这是因为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强度会因中国技术创新数量与出口的增加而产生"壁垒强度突变";同时,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技术创新数量呈正"U"型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Ca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minimise the harm from the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war?

Using ex post tariff schedules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found that the global gains provided by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re not enough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dispute. While trade tensions cause China's welfare loss to be more than twice as large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y provide some trade diversion to RCEP members. But of concern is if India successfully delays the conclusion of the RCEP even by a year, there will be a global loss of US$17.7 billion. The RCEP is also beneficial for the emerging economy of Vietnam and the high‐tariff‐imposing Korean economy. The results obtained here are, however, conservative as reduction in non‐tariff barriers and other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related to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due to competition or increased intra‐industry trade could not be accounted for.     

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构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反事实模拟量化分析中美可能的全面贸易摩擦对两国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美传统出口优势行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的负面冲击比较大,中国出口集中度下降,而美国的变化不大;中美全面贸易摩擦将会导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减少,而初级产业和服务业产出份额增加;美国初级产业的产出份额减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份额增加;受关税冲击较为严重的制造业产出份额的减少会导致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份额减少。未来中国要增强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积极利用国际规则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同时,从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

本文从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视角,探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逆差形成原因。以美国生产结构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构建服务与商品两部门理论模型、统计分析与回归检验,讨论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及其与收支失衡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模型分析证明,服务生产的非贸易品属性,使得美国经济在偏向于服务生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了逆贸易倾向的增长方式。根据统计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美国产业划分成生产与服务两部门时,在生产上存在着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逆贸易效应。在商品消费上,美国存在着商品边际进口倾向和商品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的顺贸易效应。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会使出口增长速度低于进口增长速度,形成逆差。回归方程的计量检验发现,美国服务生产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服务增长速度超过商品增长幅度时,商品贸易逆差增加。     

债务经济、美元回流与全球经济失衡——兼论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应对

金融危机予美国经济以重创,美国迫切需要在全球转嫁其损失,以实现其所谓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文章探讨了美国如何借助美元这一霸权货币,通过美元的国际循环在全球进行债务扩散,以及由此造成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错位导致了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的高赤字率和低储蓄率是造成经济失衡的根源;美国通过美元输出及美元回流在全球进行债务扩散及债务转嫁;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及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超发货币,这必然加速美元危机的到来。后危机时代经济失衡的治理必须加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作用。     

Understanding Trade Balances and Reciprocity in Global Telecom Between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84–2000)

ABSTRACT

From 1982 to 1997, the balance of trade deficit for U.S.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increased tenfold. In the years since that time, the increase became less dramatic and eventually began to decline due to global deregulation and privatization efforts, as well as to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forged by most major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of Asia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is increase and have also been examples of the reversal of the balance of trade deficit in recent years. Our analysis identifies partner reciprocity as a core issue of the international long-distance industry. We integrate various literature stream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reciprocity in service industries. Furthermore, we identify the trends in global telecom that explain the historical imbalanced reciprocity period between 1984 and 1997 and the more recent period where a more balanced reciprocity has exist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region.     

中美、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比较及其启示

基于对日美、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状况的回顾,本文提出在贸易摩擦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利用贸易摩擦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借鉴日本贸易谈判应对经验,抵制贸易摩擦给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更多地运用世贸组织等多边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等建议。     

中日服务贸易:现状、问题、机遇和对策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深化中日服务贸易合作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加深,双边服务贸易呈现出服务领域竞争加剧、服务贸易逆差持续增大等问题。但同时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内外部冲击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等,双边服务贸易合作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展望未来,两国应摒弃冷战零和思维,积极探索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完善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深化双边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与对接,推进区域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实现开拓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