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开放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基于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分析

通过对比我国不同服务行业的市场开放程度与贸易竞争力,以及对比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与贸易竞争力,本文发现市场开放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并没有确定的正面影响。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严格的政府管制阻碍了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于现有的贸易统计方法低估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因此,促进国内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应该加快国内服务业领域的体制改革,放松政府对于服务业的管制,而不是单纯地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同时,还应尽快建立覆盖多种贸易形式的统计体系。     

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与服务贸易市场开放

<正>一、《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制订标志着世界贸易体制正逐步趋于完善。     

我国海运服务市场开放与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

海运服务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逐步落实在国际海运服务、海运辅助服务、集装箱服务、海运代理服务和国内航行权等方面做出的承诺。为促进海运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我国的海运服务市场应当遵循适度开放的原则,在未来海运服务贸易的双边、多边谈判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浅谈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研究

当前经济条件下,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市场的繁荣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安定、团结,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一体化步伐的逐步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对外开放成为当前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我国正处在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时期,金融市场在开放的同时,还必须确保它发展的稳定性,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经济更加快速、良好的发展。本文就金融服务市场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探讨,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正常、稳定地运行。     

以开放促改革

今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时宣布：“我们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机制,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     

贸易开放背景与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以贵州省为例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方针.具体到贵州省——西部欠发达地区省份,本文试图从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和对外贸易看待贵州经济的发展.     

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地区收入差异

本文通过VAR模型同时考察了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地区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对外开放会扩大区域差距,市场化改革会相对缩小这一差距。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贸易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使得区域收入差距加剧,而大力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进程是缩小区域收入差异的有效途径。     

GATS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后过渡期——基于中国入世服务贸易承诺

中国进入WTO以来,GATS给中国服务贸易开放提供了机遇,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中国兑现了加入WTO的承诺,大力开放中国服务业市场。在后过渡期,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进展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正是基于中国入世服务贸易开放承诺,来探讨后过渡期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现况。     

低贸易开放背景与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以贵州省为例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方针。具体到贵州省——西部欠发达地区省份,本文试图从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和对外贸易看待贵州经济的发展。     

中美视听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开放度研究

本文利用进出口总额、TC指数等指标,比较分析了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利用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标和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往来数据,比较分析了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往来情况;通过研究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过程中伴随出现的中美视听服务市场准入逐步放开的过程,分析了中美视听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度和自由化水平。基于上述研究,通过综合分析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比情况和中美视听服务贸易市场自由化情况,就我国对美国开放视听服务贸易市场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区域旅游市场细分及营销策略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为例将区域旅游市场分为国内和境外两大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又分为基础、重要和辅助旅游市场。境外旅游市场又分为基础、主要、重要和潜力市场。为此,长沙市旅游业发展,应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的特点,实施政府主导总体把握,整合资源推出品牌,区域联合优势互补等营销策略,努力提高区域旅游市场营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实施品牌战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自主创新

品牌不仅是企业竞争力的标志，更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象征。然而我国尽管是制造业大国，却是品牌弱国，缺少世界知名品牌。积极实施品牌战略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能够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自主创新，加快实现创新型国家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此，我国外贸企业在实施品牌战略的过程中，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更需要政府、公众等各方面的积极配合与长期的努力。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研究

入世前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对服务贸易的开放作出了相关承诺。如今中国入世已近10年,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进展情况如何?本文就这个问题采用修正过的对外贸易比率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美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然后对中美服务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服务贸易开放的现状与我国入世承诺基本一致。     

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如何适应外贸体制的变化

针对浙江省外贸体制的变化和当前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求了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的发展与外贸体制变化不相适应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发展的几点对策。     

我国服务贸易适度开放问题之研究——基于承诺开放度的分析

本文利用承诺开放度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的适度开放问题。鉴于已有的计算承诺开放度的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引入二级行业权重值和分贸易模式对具体承诺条款赋值的方法进行改进,计算了我国服务贸易各行业的承诺开放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行业承诺开放度、实际开放度和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发现存在过度开放和开放不足的服务行业,并分析了这些行业开放程度不合适的原因。     

Miracles and Debacles: In Defence of Trade Openness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paper is that sustained rapid growth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rapid growth in trade. A review of the experience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fers virtually no examples of countries achieving sustained rapid growth – called miracles in this paper – without simultaneously experiencing sustained rapid growth i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low or high but declining barriers to trade. Simultaneously, the claim that opening to trade leads to sustained income losses is unfounded. A review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faced stagnation or declining per‐capita incomes on a long‐term basis – called debacles in this paper – reveals no connection to a sustained surge in imports.     

我国木材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我国木材贸易始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时至今日,我国木材贸易仍是以进口为主的单向补缺型贸易。这也决定了我国对国际木材市场的强烈依赖。然而,对世界木材资源的过度依赖,势必会对国内木材产业的发展带来风险。本文通过对我国木材贸易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世界木材市场贸易流向的大量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木材贸易发展格局和主要贸易国市场份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木材贸易的市场策略。     

Age Structure and Trade Openn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structure and trade openness. We hypothesise that a higher share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increases trade openness, because the dependent population tends to spend more than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on non‐tradable goods such as education and medical services. We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age structure on trade openness using panel data for 85 countries from 1991 to 201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re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rade openness.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an increase in trade openness in the sample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