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对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

聚焦探究高等教育在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方面的具体作用，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发展的总结性分析以及基于12个国家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对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赋能科技创新发展主要通过构建UIC（产学合作）联合体、以大学为核心设立科技园和提供科技创新人才资源等方式；发达国家普通高等教育和社区高等教育均对科技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具有硕博学历的毕业生更多成为研发人员，而具有社区本科学历的毕业生更多成为技术人员。基于研究结果，对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科技创新提出具体建议。     

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条件体系研究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促进“新经济”发展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已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得到证明。科技企业孵化器对“新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极大地提高科技型小企业创业成功率;二是刺激和扶持了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海外科技人才创业集聚需求;三是改善和优化了各级政府服务和促进科技型小企业创业集聚及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海外科技人才创业集聚的环境和条件;四     

科技创新团队的典型特征与国内发展现状

作为合作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科技创新团队在国家科技进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主要表现为：基于团队协作的科技创新活动已经成为重大科技研究的主流形式；大型科技团队初具规模，成果显著；各类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正在加快推进；科技团队建设正向第三代科技战略导向型发展。同时，尚需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在跨领域联合创新、可持续创新等方面的建设内容。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改进的区位熵测度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然后采用熵值法对各省域科技创新进行评价。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实证发现：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分布情况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3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起中间传导作用。     

人口集聚、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技术复杂度

在中国人口增长趋势放缓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城市人口数据和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探讨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首先，对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口集聚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运用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次，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中小城市的企业相较于大城市的企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未受到人口集聚的显著影响；再次，本文还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个渠道：企业创新、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拓展分析中，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人口集聚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才集聚研究

创新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集聚不仅能够带动科技创新,也能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才集聚的总体规模、结构及分布和产出效能的现状,对人才集聚效应带来的经济性效应,影响人才集聚的社会和生活环境、政策以及产业结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人才集聚在时空分布、人才政策和人才流动方面存在着时空分布不合理、人才政策待完善、国内人才大量外流的问题,提出发挥人才“虹吸效应”、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以及降低人才流失率的可行性措施来加强人才集聚在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方面的有效结合。     

集聚创新要素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广东融谷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产学研深度融合之路

<正>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亟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科技创新要素凝聚力，促进创新要素从“聚合”到“聚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基于集聚外部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集聚外部性的角度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个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能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而Jacobs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新时代福州市深化科技开放合作问题研究

新时代加快科技开放合作交流步伐对福州市推进福州都市圈建设、落实强省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新形势下福州市科技开放合作交流现状，紧紧围绕“做大做优做强省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从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资金投入等方面提出建议：一是优平台，拓展科技开放合作广度深度；二是兴协同，纵深推进区域科技融合发展创新；三是强主体，促进创新主体多方融入全球网络；四是活机制，稳步推进科技开放创新生态建设；五是聚人才，加速集聚高素质科技开放人才，以打造开放型高水平科技创新高地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发达国家促进企业集聚创新要素的经验与借鉴

企业集聚创新要素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该文总结和归纳了典型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资金、人才、政策和体制等方面集聚创新要素的先进经验,并以此提出了激励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拓宽创新资金来源渠道、促进创新成果向企业集中、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扶持和完善创新创业税收激励政策等五项促进我国企业集聚创新要素的具体措施.     

资质认定型创新政策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来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证据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显著提升了以发明专利申请数度量的创新数量及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企业属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更低时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能够为企业嫁接财务资源、发挥人才集聚和产学研合作效应。拓展性研究表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通过知识溢出发挥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文章对国家夯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成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集聚与区域创新

以2009—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制造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可通过提高企业竞争这一路径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产业和制造业产融协同集聚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加剧产业内部企业创新竞争，带动区域创新发展，且金融业在创新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指出应鼓励区域企业创新竞争，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保障。     

内部资源不确定性与民营企业创新力研究

鉴于中国民营企业创新主要依靠自有资金的特征现实,文章以企业内部资金为例,将内部资源不确定性纳入到现有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研究框架中,探讨企业在不同内外部不确定性组合状况下的创新行为反应。理论矩阵模型揭示,内部资金资源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超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企业创新行为选择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内部资金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一理论推论得到了企业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支持,并且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创新对内部资金资源的不稳定性更敏感。研究表明,政府激励民营企业创新的政策,当以稳定企业内部资源、提高企业收入帮助企业拥有稳定资金流为主要着力点,在具体政策工具上,税收减免比研发资助补贴等措施在激励企业研发、改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低动力不足方面更有效。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回顾与展望

随着创新网络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关于企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热点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述,我们发现创新网络嵌入可以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重点从理论层面以及网络嵌入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析。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绿色创新网络和数字化能力对创新网络嵌入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认为未来应加强对绿色创新网络和数字化能力的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加强企业创新网络嵌入的管理和优化,以提高创新绩效。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在实践中注重创新网络嵌入的建设,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和绿色创新网络的应用,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从惯例复制到企业创新:连锁企业的拓展模式研究

连锁经营可以打破资源限制瓶颈,实现不同区域的快速扩张,是知识转移的有效方式,有着极强的竞争能力。但在其拓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竞争对手在多个市场遭遇,在这一过程中连锁企业依靠的是全方位的复制还是持续创新,仍然是理论上研究的空白。本文基于知识管理理论,根据39个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中共312家经济型连锁酒店数据,着重探讨连锁企业在多市场接触问题背景下的不同拓展时期惯例复制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后发现连锁企业的拓展模式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惯例复制和企业创新均能提高企业绩效,在拓展初期惯例复制的影响更强,而在拓展稳定期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考虑多市场接触后,在拓展初期惯例复制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受到抑制,而在拓展稳定期这种积极影响会被增强;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在多市场接触的影响下,不同时期的企业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都会被强化。文章深化了知识管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为连锁企业的战略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产业特征、宏观调控与技术创新策略选择——来自中国工业层面的证据

论文通过构建技术创新倾向指标,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研发策略的理论实证分析发现: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企业规模、政府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是影响各行业技术创新倾向与规模的主要因素;政府在进行财政补贴时,主要倾向于技术水平高、企业规模大以及技术研发投资规模高的行业,而对于产业特征、银行融资规模这两项指标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产业特征,企业规模对行业技术创新竞争力和技术创新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     

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传统DEA模型结果显示,2007-2020年企业创新效率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且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环境中,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规模效率仍保持较大优势,但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纯技术效率优势正逐步被替代。（2）似SFA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府支持、行业竞争、教育环境和开放环境等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3）调整后DEA模型结果显示,整体上剔除环境因素后企业创新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创新环境的改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技术适应能力等来提升创新效率。（4）T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负债结构、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持股比例等因素是影响调整后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企业网络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企业若在竞争残酷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种资源,进而帮助企业开展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创新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步。企业网络中的成员随着企业网络的发展,在这个环境中不断加强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企业各方面的创新。从现实出发构建了企业的网络关系强度、组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以河南省平顶山市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了以上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网络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呈正相关,与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的关系也是正向的;组织学习能力在企业网络强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两者之间扮演着不完全中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