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无棣县侯家村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研究

以山东省无棣县侯家村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本地土地规模经营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影响农地适度规模的因素,构建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决策模型与劳动力收入比较法,分别对本区的农地适度规模进行了测算,其结果对欠发达地区农地适度规模有一定意义,并对推进本区农地适度规模提出了建议。     

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

<正> 规模经济的含义是,扩大经营规模,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大规模地进行生产,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达到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收益的目的。但是,如果经营规模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那又会造成平均成本上升、规模收益递减的规模不经济。因此,单是从降低产品成本这个角度来看,经营规模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就是适度规模经营。     

浅议农村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

农地的规模经营的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经济,而农地的适度规模是评价农地规模经营的重要量化指标。文章从分析我国推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入手,以城镇居民的年劳均收入为参照系,并给出了计算现阶段我国土地经营适度规模的方法。     

经营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绩效与启示——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湖南省的案例,研究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类型和实现形式,分析了企业、合作社和大户等三类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绩效,并针对各自劣势提出了改进措施。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四点启示:一是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规模是有限的,二是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应该多样化,三是政府在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需发挥积极作用,四是需要采取措施,保证粮食安全。     

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

有关规模经营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基于一个随机抽样的来自我国粮食主产区5省100个村庄104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分别从投入产出和生产成本两个不同的角度全面考察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生产规模经济的存在性。实证研究表明,在考虑土地细碎化的影响后,我国粮食生产总体上而言规模报酬不变。由此可见,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而大规模推行规模经营的政策显然是不可取的。同时发现,除粳稻外,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单位产量生产总成本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本降低与经济效益提高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农户微观角度,首先运用经济学理论模型推导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影响,然后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农地整理影响下的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进而得出劳动力转移和耕地流转的规模。结果表明,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受到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区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大于现有农户农地规模,农地整理区户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为1.96hm2;湖北省农地整理区户均应转入农地量为1.17hm2,户均劳力转移人数为1.25人。因此,应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通过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扩大农户农地经营规模,并加大农地整理力度和提高农地整理质量,从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对农地利用强度和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分组比较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农地分布、农地利用强度、农地经济效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0亩以下的经营规模农地利用强度最高,但农地经济效率最低,在此经营规模下的农户应扩大土地规模,增加效益;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下,若想达到最优的农地生产绩效应选择20-30亩的经营规模,若想达到最优的劳动力生产绩效应选择50亩以上的经营规模.     

媒体规模度量及其经济性

西方经济学中,规模经济也常被表述为规模报酬律、规模收益律,指生产规模变动引起的收益上的变化,包括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减三种状态。其中,规模收益递增就是规模经济的结果。产业经济学中关于经济规模的度量方法存在一些缺陷,对运用于媒体规模的测定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修改。     

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地规模经营模式探讨

小规模、分散的农地经营模式日渐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障碍。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农地流转,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并且程序规范、透明,农民收益大、风险小,是当前实现农地流转的理想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通过"合作社+农户"、"合作社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三种模式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家庭农场经营行为与政府公共目标的实践偏离及政策优化

发展家庭农场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然而,家庭农场经营行为与政府行为基于不同的决策目标,在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主要表现在土地经营规模偏离适度原则、经营方式呈现显著的"非家庭化"态势、种植结构出现明显"非粮化"现象、土地流转关系不稳定等四个方面。要进一步优化政策和创新机制,引导并促使农地经营规模保持适度,重点支持专业农户和职业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创新政策扶持方式以保障家庭农场种粮收益,继续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     

农地股份合作制及其规模经营的探讨

本文分析了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基本做法和必须具备的条件,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基础上,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以其为基础,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扩大了农地的经营规模,而又仍然坚持了地权均等的原则。因此,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农地制度创新。最后,本文提出了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做好地籍的调查和整理、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登记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坚持农民自愿互利原则等进一步完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建议。     

农地资本化流转与农业投入研究

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在于现有分散的、以家庭为主的农地经营模式以及与之匹配的、以农户为主且结构单一的农业生产投入机制不能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要求。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变、加速农地资本化流转、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的最大意义在于以市场机制和农地经营权价值形式实现了农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提高农地经营主体收益预期,激励和吸纳工商资本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全面建构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且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多元投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农业发展投入不足问题。     

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农户层面的经济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取决于有效的农地需求和农地供给。在构建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理论决策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土地产品价格、非生产性收益、生产性成本、非生产性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土地交易成本、现有土地经营规模等因素对农地供求的影响作用。基本结论是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面临刚性的需求约束 ,总体水平上呈现需求大于供给的不均衡态势。为此 ,需要改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外部条件 ,促进农地有效供给的形成     

农户农地规模与结构状况分析——基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两县市普通农户的全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部地区两个县市的全样本数据分析了普通农户的农地确权、流转和经营规模的总体和分布状况。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确权地户均373亩,基尼系数为0341,呈现微型化和均等化格局;非确权地面积占总农地面积的2%,虽规模不大,却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确权地80%由农户自己耕种,土地流转不活跃,且有限的农地流转中60%以上是在普通农户之间进行,流转质量较低;流入规模经营户的租金高于流入普通农户的租金,意味着规模经营效率更高。农户经营地户均39亩,基尼系数为0421,表明农地经营具有一定的集中化趋势,但集中度不高。两县市的农户确权地、流转地和经营地规模与结构呈现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由其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不同所致。比较农业“一普”“二普”“三普”数据发现,农户经营规模仍显示微型化格局,并且长期呈现下降趋势。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加快农地流转和集中的相关政策建议。     

土地确权促进了中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吗?——基于CRHPS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4期农户面板数据,使用多期DID模型评估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土地确权不仅会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也会推动农地的连片集中。不过,相较于先前没有土地确权经历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土地确权经历农户的激励作用更大;相较于先前没有土地调整经历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土地调整经历农户的激励效果更低。     

中国农地流转研究观点综述

<正> 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土地零散分割,农户经营规模狭小,无法实现土地的规模效益和集约化经营,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障碍,迫切需要土地进行有序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为此,国内理论界围绕如何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农地流转的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农地经营规模与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业发展基础构造的理论思索

<正> 农地经营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否已构成农业经济增长的障碍,换言之,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能否成为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这是各界人士时下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图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实践和一些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农地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初步的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兼论中国如何达到土地的最优经营规模

中国目前的农地经营规模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许多学者认为,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规模没有最大地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大规模地强制推进集体农场或种田大户,而是应该消除农地转让中的种种障碍,降低土地交易成本,改善农地承包市场经营权流转的条件,使市场机制真正发挥配置有限农地资源的作用,让市场来决定土地经营的最低规模。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技术构建了多空间尺度农地城市流转经济驱动机制模型,以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因子对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力。结果显示:①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差异有61.99%是各县域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38.01%是其所在市的差异造成的;②GDP和城镇土地比较收益对农地城市流转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农地投入和距武汉市中心的距离则具有负向驱动作用;③市域GDP会强化县域GDP与农地城市流转的正向关联,但会弱化县域城镇土地比较收益与农地城市流转的正向关联,市域粮食自给率会弱化县域农用地地均投入与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向关联;④市域层次变量的引入解释了88.77%的县域农地城市流转平均规模差异,75.47%的县域城镇用地比较收益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78.67%的县域农用地地均投入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75.03%的各县(市、区)距武汉市中心距离与农地城市流转关系。     

中国农业规模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内在困境——基于农民家庭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农民家庭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规模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内在困境。中国农业的规模化转型并未呈现高度资本化的农业形态,而主要是农民家庭经营扩大化的结果。在市场机制下,农民家庭的农业规模经营旨在实现家庭劳动收入的最大化,所获得的农业规模报酬水平与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相匹配,从而得以突破传统小农家庭农业的发展困境。但是,日益增长的务工工资水平也不断刺激了农民家庭的规模扩张行为。随着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家庭劳动更多地被机械投入和雇佣劳动所替代,农业规模收益更多为机械投入和雇佣劳动所消耗,家庭劳动的收益空间逐渐收缩,农业规模经营呈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减趋势。农业规模经营收入越来越难以匹配持续上涨的外出务工收入,意味着农民家庭通过规模经营实现家庭发展的努力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中国的农业规模化转型面临难以克服的市场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