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实证检验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为我国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带来新的机遇。2004—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并且可以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两个方面间接提高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对中高低端制造业均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对中低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该效应暂未显现。基于此,我国应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布局,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中国贸易方式转型与制造业就业结构关联性研究

2005年后 ,我国城镇制造业就业结构出现了非对称变化 ,东部省区制造业就业比重显著下降 ,中西部省区下降速度较慢甚至有所上升.产业结构、外商投资、贸易规模和商品结构等传统研究视角无法完美解释这一现象.基于2006 -2013年28个省级地区制造业整体及各子行业面板数据 ,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及内生性问题后 ,文章研究发现 :代表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比重与当地制造业就业占比呈显著正相关,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和电器仪表制造等高劳动-资本比的制造业是加工贸易方式影响制造业就业结构的主要渠道;此外 ,近年全国尤其是东部省区加工贸易比重的下降带动了当地制造业熟练劳动力比重的上升.这为解释我国制造业就业结构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也说明处于不同贸易方式转型阶段的地区应重视贸易方式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采取差异性的就业政策.     

我国东部制造业企业迁移的趋势及其机理

本文着眼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现象,探讨了东部制造业企业迁移的趋势、特征及其发生机理。研究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正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仍在向东部集中;产业因素和地区因素的变动是东部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迁移的直接动因。相应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区域政策有必要根据这种趋势进行调整和跟进。     

全球价值链调整与西南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困境与路径北大核心

发达国家开启“再工业化”道路,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期,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也因此遭遇“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低端、生产网络发展不均”等“低端束缚”风险。究其原因,外部环境恶化、攀升动力不足、分工边缘化趋势明显是造成西南民族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摆脱束缚、实现攀升”,西南民族地区需在“十四五”期间抓住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契机,构建“战略—技术—市场”三位一体发展路径,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经验。     

制造业发达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契机与对策——以苏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国际低端制造业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制造业发展迅速,服务业相对滞后,并已严重影响到制造业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在给予地区制造业带了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加快发展服务业,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增长的良好机遇。以制造业发达地区苏州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制造业发达地区发展服务业的机遇、趋势和规律,提出了按照制造业增长模式转型重新定位发展服务业的思路,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德国东部地区1994年上半年经济发展迅速

从1994年上半年起,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据初步统计,1994年1—5月东部制造业产出比1993年同期增长17％,(1993年同期的增长为10％),6月份的增长为15％。1994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生产要比1993年增长20％。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1980-2008

文章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明显提高,制造业已显现出较高的集聚水平,东部地区是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域;(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类型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特征及时空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分工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3)近年来促进产业扩散的离心力作用开始显现,部分制造业呈现由东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态势。     

区域对外贸易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

利用2000—2010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出口与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与之相反;三大区域的进口均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三大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投资和技术进步;东部地区的FDI、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的FDI没有促进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中原城市群吸纳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的条件和对策研究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及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区外转移是实现三大地带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而中原城市群所具有的区位特点,潜在的市场优势,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等,使其成为吸纳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文章探讨了产业转移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中原城市群吸纳东部制造业转移的条件,提出了中原城市群吸纳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的对策研究。     

新时期中国制造业优化空间布局研究

当前，全球制造业布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本土拓展延链、多元弹性布局成为变化新趋势，制造业集中带成为各国竞争致胜的关键。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调整、各国普遍强化安全韧性发展的情况下，制造业集中带支撑国内产业循环、促进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中国制造业在区域上呈现高度集中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经济带两大制造业集中带加速崛起，中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极快速发展，但也存在引领带动能力不足、联动协作不畅等问题。对标发达国家世界级制造业集中带，需要集中资源和政策支持，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竞争能级和分工位势，提高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分工协作和畅通循环水平，在中西部地区培育一批产业新增长极，不断增强中国产业体系的发展弹性、应对风险冲击的战略韧性和提高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能力底气。     

我国制造业西移的现状及成因研究

自 1 999年底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出现了向西转移的迹象。显然 ,制造业西移[1] 会给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带来积极影响 ,但如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步骤、政策的设计或处理失当 ,尤其是对刚刚出现的制造业西移的现象关注不够 ,就会在实践中产生一些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会阻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也会给我国东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一些隐患。因此 ,加强对我国制造业西移现象的研究将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     

工资、失业与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综合效应模型,分析工资、失业与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工资对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力度远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东部地区,失业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正相关,而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负相关;对于中部地区,失业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正相关,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负相关;对于西部地区,失业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正相关,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负相关。这对于中国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和工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自组织协同演化机制，在对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哈肯模型，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析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的区域协同差异。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是控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结构和方向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形成抑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负反馈机制；样本期内，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协同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协同差异较小但呈扩大趋势；四大经济区域协同水平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为界，呈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东部地区协同水平差异远大于其它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相当，东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均呈扩大态势。     

产能利用率对区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通过企业微观方面、行业中观方面和国家宏观方面三个维度,分析产能过剩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把制造业细分为制造业(全样本)、轻工业类型制造业(分样本)、重工业类型制造业(分样本),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地区),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就产能利用率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以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模型对产能利用率影响产业升级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就全国范围而言,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就不同类型的制造业而言,产能利用率对轻工业类型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大于重工业类型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就不同区域而言,东部地区主要依赖于重工业类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以促进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主要依赖于轻工业类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以促进产业升级。东部地区的当务之急是促进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化解产能过剩。     

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对中西部发展的激励

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向东部,延续了东部继续靠引进技术、从事附加值较低产业的生产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对服务业需求较低,进一步制约了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加大对中西部核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在低端产业对东部的竞争基础,促使东部通过技术开发向附加值更高产业转变。产业的发展带动服务业需求,长期将为中西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制造业集聚、技术进步与绿色创新绩效

基于我国区域制造业集聚的时空异质性分析，考虑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效应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呈现高度制造业集聚（MI≥0.05）状态，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则呈现中度制造业集聚（0.02≤MI＜0.05）状态，且随着时间延伸，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逐渐往东部地区集聚;对于技术进步路径变量，自主研发创新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微弱或不显著负向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制造业集聚与自主研发创新的协同效应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而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引进及国内技术购买的正向协同效应却受到抑制，甚至负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中国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基于PL方法的分析

本文利用Petrin&Levinsohn(2011)(简称PL方法)提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方法,通过对2000～2007年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表明,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7%,其主要来源于存活企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资源配置效应,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大。对各省制造业的分析发现,各省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他地区增长率快于东部地区,这为近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而且,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分别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最后,生产率水平发生急剧变化的企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不高,但对其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很大,两者影响基本抵消;而生产率水平维持在高位的企业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     

提高区域制造业长期抗风险能力与招商引资模式创新——以苏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区通过承接国际低端制造业的引资模式推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确实是参与国际生产体系,获取国际分工利益的有效路径。但随着区域资源优势下降,低端制造业与资源约束矛盾日益激化,抗风险能力逐渐弱化。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通过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来促使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区域制造业长期抗风险能力。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要明确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目标;二是要改变招商引资模式的路径;三是要在引导增量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引导新增外资投向价值链高端产业、拓宽内资招商渠道和进行资源整合等方面实现突破。     

基于"一带一路"的制造业GVC"低端锁定"突破路径分析

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融入GVC,但是却面临"低端锁定"的尴尬局面,文章采用RUV比率对我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程度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共有13个部门处于"低端锁定"的状态.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通过对外输出过剩产能、技术和发展经验来带动周边国家的兴起,从而推动中国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在GVC中地位的不断攀升.文章从"一带一路"突破制造业GVC低端锁定的动力机制入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制造业GVC"低端锁定"的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