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与新疆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78~2013年新疆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构建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及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及农民人均纯收入整体上呈上升趋势;(2)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3)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因素对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两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均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财政支农的变动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的影响较大,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对财政支农的变动影响较小;农机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相互影响作用较强;财政支农的变动对农机总动力变动的影响较大,而农机总动力的变动对财政支农的变动影响作用较弱。为此,新疆要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加大财政支农的投资力度并协调好财政支农与农机化发展的关系,为新疆"三农问题"有效解决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农民消费需求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研究——基于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通过对我国1981—2004年农民消费支出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研究表明，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消费支出均呈较弱的正相关性。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但目前它对农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依然滞后，因此，针对农民消费需求的金融支持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农民持久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持久收入假说是弗里德曼提出的著名假说，它是否适应中国的实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持久收入计算方法的探讨入手，分析了估算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以此为基础，通过协整分析验证了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持久收入是影响中国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新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新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8～2008年间,新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两者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因此,促进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就必须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建立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C—D生产函数模型,检验了1986—2006年我国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的正效应;在财政农业投入的各分项中,支农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成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有利因素;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则由于总量偏少、体制障碍等问题,对农民增收作用较弱。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继续加大财政农业投入、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促进农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议。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生产结构的关系研究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数据,运用SVAR模型主要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生产结构的几个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业(种植业)产值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提出转变发展思想,以工业的形式发展农业;推进产业改革,调优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增添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动力。     

财政农业投入性支持的规模效率分析

本文首先对我国财政农业支持的规模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探讨影响投入性支持规模效率的客观因素，最后就我国当前财政农业投入性支持的规模效率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理论对新疆1978年～2008年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GDP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新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基于实证分析的中国林业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1996~2014年中国林业总产值与林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林业与一、二、三产业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长期修正关系为-0.63。     

分税制条件下增加地方财政农业投入问题的研究

分税制条件下增加地方财政农业投入问题的研究苏明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８０％左右在地方，存在的问题也出在地方，特别是分税制以后，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状况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势头。因此，在新体制下如何切实有效地增加地方的农业...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视角,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两个层面,对1987-2006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以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条件,而在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却未发现类似现象;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U型关系均不成立.不同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取决于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西部地区各省1978年～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由于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不合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要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鼓励农村内生金融健康发展,改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建立城乡互惠的金融制度。     

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金融地域性排斥会扩大收入水平的地理差异,而金融包容通过降低融资门槛、提升金融减贫效应、改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和促进城乡经济包容性增长等路径有利于弥合地域间收入分配不平衡。通过构建包含金融服务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性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发现:我国当前金融包容度整体偏低,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中西部远低于东部。使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度的提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弥合作用;其作用大小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金融包容度更低的地区,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边际效用更大,金融包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更大。     

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影响因素的贡献分析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家庭经营纯收入、劳动报酬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组成，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虽然逐年下降，但当前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体，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笔者考察了1978-2002年影响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各因素，并测算了各因素对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分析当前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政策措施。     

海南农村居民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表明，海南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受教育年限在0～6年内，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反而减少；二是超过6年后，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呈乘数增加趋势。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了海南农民的工龄对其人均收入的影响，其影响效果是边际递减的。本文建议，分层次加强海南农村教育，以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贡献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1988-2004年有关农业经济的经验数据，计量分析了我国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投资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民人均收入、农业资本投入、农业从业人数和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财政资金投入这几个变量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1993年前后农业投资和农业劳动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均较小，而农业产业化投资在此年前后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从0．1314增加到0．4491。这表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财政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调整支农资金支出区域结构，促使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     

机构准入、金融包容与收入分配

2006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文,从多方面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条件。本文实证分析了这一外生政策冲击对农村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放宽准入条件带来了农村金融包容程度的增加,有效改善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显著降低了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影响路径进行分析并发现:放宽准入条件通过就业、职业选择(增加个体就业)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等路径影响收入分配。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分析

财政扶贫资金的治理关系到扶贫效率和效果,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开始关注因为管理问题带来的扶贫资金投入效果不善,但对于扶贫资金治理中其他环节,如投入、分配、拨付和使用所产生的扶贫资金投入效果和效率的研究很少,但恰恰是这些环节中出现的制度上的缺陷更容易造成扶贫资金出现目标瞄准偏离,从而直接影响到贫困农户参与和受益于我国的扶贫投资。本文尝试全方位分析我国目前财政扶贫资金运行情况和效果。     

试析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中的财政投入

本文认为，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无论从总量、人均费用还是从经费保障程度上看，我国财政对于农业技术推广的支持都不够。这导致了很多地方“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甚至“网破、线断、人散”，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