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制约因素及措施

北京市存在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较低的现象,远低于当地农户的平均水平,如何提高这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对于率先实现“十二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地界定低收入农户的基础上,结合历年统计数据及其相应的变化趋势图,分析了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受诸多因素制约,包括农业不具备量的优势、农业资源有限、某些低收入农户存在无收入家庭成员等等。应当采取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开发农业资源、转移无收入的家庭成员就业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调研报告

促进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所在。北京市提出要通过努力,实现农民增收速度总体高于城镇居民速度,相对低收入农户增收速度高于农村居民平均速度,进而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针对目前农民增收面临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难度很大、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突出、农民持续快速增收的难度加大的严峻形势,提出如下措施：实施充分就业工程、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保障水平、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转变发展方式、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落实帮扶举措、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加强宣传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北京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政策及成效研究

解决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北京市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政策效果明显,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今后北京市在解决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上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全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和领域,又要实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能尽快见效的具体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效果,从而探索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     

大兴区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北京市大兴区低收入农户在空间分布上北无南多,数量分布上相对集中,历史成因多种多样。大兴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增收工作重点,定点帮扶,多方联动,促进低收入农户就业。今后应进一步落实项目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以及智力帮扶。     

农户收入、农户间收入差距与"新农保"制度信任

从"农户"的收入与"农户间"收入差距入手,分析其对新农保制度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收入和农户间收入差距与新农保制度信任水平之间呈现出多层嵌套特征.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乡镇高收入农户都表现出较低的制度信任水平;经济欠发达乡镇低收入农户表现出较高制度信任水平;使用相关收入测度农户收入与农户间收入差距更能够体现收入对制度信任的影响且符合实际情况;不同收入层级农户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观预期与养老保险制度信任水平关系呈现差异性,高收入农户会主观调低对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水平,而低收入农户则表现出高信任度.农户主观感知的收入差距与实际的收入差距存在一定差异,"平均主义倾向"会扩大这种差异,导致过高的信任评价水平.调查结果显示,贫困乡镇农户的"平均主义倾向"更严重,对养老保险制度信任水平高,期望通过参与养老保险能改善收入差距,但估计结果显示农户间收入差距对制度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了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吗？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

采用Probit模型对中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信贷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在正规金融渠道与非正规金融渠道相互独立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其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解析了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研究发现,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高收入、中等收入与...     

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农业发展的促进功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期货市场所具有的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等作用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为促使期货市场功能的进一步发挥，改革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浅析森林生态旅游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以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镇白沙村为例

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这除了需要国家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外,关键在于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朝阳产业,有利于其周边农民增收和就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森林生态旅游在实现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相逢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几个方面目标中的作用,并以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镇白沙村为例,通过典型农户调查分析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并提出该村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改进之处。     

加入合作社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吗——基于云南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本文基于云南省哲学社科规划专题项目新时代基于农民合作社的精准扶贫研究的实地调研数据,检验加入合作社对于农户收入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方法/过程我们以被调查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类别作为工具变量,考察加入合作社可能具有的内生性而导致的估计结果误差。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加入合作社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在加入各项控制变量及其他因素后仍然显著。此外,我们还通过分位数回归研究发现,加入合作社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呈线性递减的影响,即对低收入农户影响程度最大,而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影响越来越小,且低收入农户受益程度远高于其他。     

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ZX市为例

关于中国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通过对湖北省及市农户的问卷调查,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测算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率,计量结果显示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增长作用显著,中央银行应加大支农再贷款投入力度,促进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在扩展农民权益中增加农民收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吉寺村低收入状况调查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吉寺村是郊区低收入村，全村低收入农户所占比例较大。其主要特点是，以传统第一产业为主，缺乏二三产业支撑；集体经济相当薄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家庭养老力不从心；因病致贫现象突出，公共服务需求增大。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把生态涵养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继续加大农村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维护低收入居民获得基本生活水准的权利，尽快实现共同富裕。     

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研究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微观基础,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农民的实际增收。通过投资对产权进行重新配置,本文分析了这一创新对企业与农户的激励机制的实际作用,进而讨论了各扰动因素对这一制度创新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弹性分析

文章基于QUAIDS模型,采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截面数据,探讨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需求弹性,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价格弹性。结论显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对医疗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地区差异对其有负向影响;医疗服务大体上仍属于生活必需品,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将增加对医疗服务的消费;对农户进行收入补偿,能够减少食品消费价格上升对医疗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相对于高收入农户,其他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对低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影响较大。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泉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改革路径探讨

在泉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中,通过设计适于中低收入人群投资的创新金融产品,扩大对他们的金融服务,在增加财产性收入比重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数据,通过分析高收入人群与中低收入人群投资意向的差异和变化趋势,筛选适合中低收入人群投资的金融产品;通过分析中低收入人群的投资效果,得出符合泉州市金融改革方向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科学结论。     

农村产业融合视角下的农户收入结构差异分析及其政策含义——来自湖北微观调查的证据

农户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和收入差异的合理控制是实现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和解决农村贫富差距问题的前提。本文基于湖北宜昌、随州732户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下农户收入状况及其结构性差异进行分解。结果表明：融合组的户均收入水平及不平等状况明显高于非融合组,而融合组和非融合组家庭增收渠道差异导致农户收入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异质性。进一步依据收入结构进行基尼系数分解后发现,融合组非农经营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高达70.63%,其边际贡献率为正且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农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诱因。而融合组农户农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边际贡献率为负,减轻了农户收入总体差异。此外,按产业融合和地区子群对泰尔指数分解后则证实了是否参与产业融合和不同主导产业子群的组内差距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明显大于组间差距。为此,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同时,应当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并有效防控产业融合下农户内部收入差异。     

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能力的实证分析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在分析消费者基本生活支出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应用此模型对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付能力做了测算。实证分析表明,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目前陕西省筹资水平与农户的支付能力基本上适应,但是仍然有小部分农户无支付能力。因此,通过政策和财政支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低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等方式,可以提高这部分农户的支付能力,从而促进新农合良性、稳定地可持续发展。     

欠发达地区农业保险需求及其增收效应的研究 ——基于甘肃省农户的问卷调查

本文利用甘肃省400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EM模型,实证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户农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业保险的增收效应.研究表明:保险认知程度的提升和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农户的农业保险购买行为;购买农业保险对农户尤其是非贫困户的收入增加具有正向影响,且保费支出越高,投保农户的增收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     

农村收入现状与农民增收浅析——基于福临镇的调查报告

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是我国建设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必经之路,本文通过对长沙县福临镇农民收入状况的调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提供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