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的漕粮截拨

作为"天庾正供",清代漕粮例不它用。然而自康、雍之后,清代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漕粮截拨,或截留地方,或调拨他处,由此漕粮除了运至京、通各仓供朝廷消费之外,日益用于他途,用于社会,或充实地方仓储,或用于地方兵饷,或用于赈灾平粜,漕粮截拨成为了朝廷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政府有效地利用了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在漕运这项经济活动中,一定程度地达成其制衡社会的政治目的,以缓和、调解漕运这一国家事务给社会带来的沉重压力。     

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粮征派将朝廷、州县官府、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漕粮征收的顺利完成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然而驱动各社会力量形成互动的不仅仅是漕粮征派这一形式,还有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漕运中众多重大社会事件无不由此而生。抗粮事件不仅是征漕各方矛盾爆发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利益关系中本质问题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此为中心的考察,揭示了清代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及他们之间在利益纠葛下的群体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变化。     

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考察

在专制王朝时代,相当一段时间内,漕运的劳动组织是通过专制政府佥派民役乃至直接使用军队进行的,参与漕运的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漕粮运输的全部费用,是他们千方百计试图逃避的民役和兵役。在这种劳役制度下,并不存在以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条件。到了清代,由于传统徭役性质的民运、军运难以为继,参与漕运的船工水手成员相当部分成了雇佣劳动者,与掌握漕运主要生产资料——船只的军丁官吏产生特殊的雇佣关系,繁重的劳动强度与微薄工价的尖锐矛盾、船工水手之间就业的互相竞争,到康熙年间,在漕运水手中终于出现了盘根错节的行帮组织。而罗教在漕运头舵水手中的广泛传播及其与漕运包工雇佣制度的结合,则构成了苦力型漕运水手行帮组织的基本特色。     

地方金融权的法律配置

在地方金融多元利益以及多元主体的格局下,利益博弈正逐渐成为央地财政关系、府际财政关系的主流态势。为了矫正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格局,改变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法律"缺位"的现状,实现政策博弈向立法博弈的转换,亟需将地方金融事权的内容法制化。在法律制度与地方金融实践所呈现出应然与实然"断裂"与"失衡"的背景下,法律调整的"缺位"、法律规定的"缺席"、法律授权的"缺失"已然构成了地方金融权实现的主要障碍。法律作为配置金融资源的有效手段,应助力地方金融权的实现,具体而言,包括地方金融事权的法律配置、地方金融财权的法律确认,地方金融参与权的法律规制。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清代地权分配研究》评介

正江太新先生的《清代地权分配研究》于2016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江先生长期致力于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漕运制度、土地关系、农业经济等领域着力甚深,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江先生随李文治先生治学,当时萌生撰写一部清代地权分配专著的想法,并开始了长期的资料准备工作,经过数十年打磨,终得成书,可谓是心血之作。     

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缺陷和政策出路

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实施的困难充分说明 ,改革政策的设计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 ,已经带动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全面调整 ,为农村进行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制度导引。但要解决税费改革中的问题 ,还应进一步完善税费改革政策 ,加强制度建设 ,从而在农村建立规范的税费制度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与跨统筹区接续的实现途径

养老保险关系跨统筹区接续问题是现今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突出的难题,实现养老保险关系全国"漫游"的路途依旧存在困难,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关系携带不方便和地方利益阻碍.实现跨统筹区接续应从实现"一卡通"、规范养老保险转移基金的计算方法、建立商调机制等方面实现突破.     

从王开泰案看清末学官的陋规

清代州县学官,素有"冷宦"之称,俸禄微薄,收入来源有限,因此一直被人们视为"清贵"之地.纵观清代各级官员的法定俸禄收入,均属微薄,大部分官员的主要收入,大多依靠制度之外的陋规加派.清代中期及雍正年间,清政府虽然一度把各种陋规整理为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但是私下收取陋规的现象并不能得到十分有效的制止.到了清代后期,随着中央及地方财政危机的加深,各种陋规又有不断增长之势.     

宪政与经济统合视角: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实现路径探析

关于"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实现路径问题,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应将税权下放以增强地方财力.这种观点既不符宪政制衡原则,也缺乏中国具体国情基础.清末财权下放的惨痛经历即是该论断的一个有力佐证.而透过清廷末期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权关系演变,其清晰地昭示出: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要义在于保持宪政制衡;政府间财政权关系的调整路径,还可借助人事权调整实现.所以,本着宪政制衡原则与经济激励相融和的目标要求,以及秉持区域差异与地方主体功能定位的发展导向,我国当下政府间财政权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目标的达成,其实现路径与政策重心应在于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而不在于地方自主税权的构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要从根本上达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终极目标,政府间财政关系要具备自我执行功能,还需以究政制衡为要,配套实行人事权方面的调整.     

基于利益关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利益关系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与利益集团联盟,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进行竞争,在政治上为晋升而竞争。为了改变地方政府从辖区利益出发解释和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制度上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研究

农村学校的撤并实质是对农村原有办学格局和利益关系的一次调整。布局调整后,地方政府、家庭、学校原有的利益均衡格局被打破,不同主体之间以利益为轴心的新一轮博弈成为必然。以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作为利益博弈中的局中人,深入分析两者在农村学校撤并中的博弈策略、过程和行为逻辑。结果表明,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由于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而不得不采取"非常规行动"策略,而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因政策执行信心不足,博弈策略相对单一,根据学生家长的策略见招拆招,当双方博弈陷入僵局,学校的参与会使博弈达到均衡。最后,提出建立农村学校撤并标准评价体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农村学校撤并应坚持以人为本等政策建议。     

流域管理立法的调整范围和目标

体现水资源自然特性和行政区域社会管理和谐关系的流域管理要求法律应着重调整跨行政区域的涉水利益关系,在较高的流域层面进行制度安排,以解决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紧缺等瓶颈问题。流域管理立法应当以完善的体系为目标,在流域管理体制的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流域管理制度建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流域立法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充分挖潜相结合等原则指导下,构建主体与配套相协调的两体两翼型流域管理法规体系。     

基于全面预算与财务治理的内在联系

各种契约关系的制度安排,称为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公司财务治理,它是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     

财政与农村综合改革

农村综合改革涉及到多种利益关系调整,财政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中枢与矛盾的焦点.为了确保农村综合改革的成功,财政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多予、少取"力度.要构建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让农民平等享受农村公共产品.对城乡税制,则要暂缓统一,实行对"三农"的税收优惠政策.要理顺各级财政关系,分别承担各自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对我国公司职工监事制度立法方面的一点思考

作为职工参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的职工监事制度,对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增进公司利益,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等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但由于我国职工参与监事会制度起步较晚,实践经验不足,再加之长期以来人们对职工参与公司事务持漠视的态度,在实际操作中效果并不理想。《公司法》针对职工参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立法上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但其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仍有必要在立法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浅议地方立法中的利益协调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立法是整个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关系到国家的社会稳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法治观念正逐步深入人心,人们对立法的关注不断增加,地方立法由于直接关涉某区域内某个利益集团和相关群体与个体的利益关系,尤为引人关切.立法的本质是利益调整,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全民利益的相对均衡.立法过程中的争论、矛盾和各种主张都是某种利益的体现,能否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是立法后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对利益协调影响立法的途径、方式以及利弊分析是对立法深层次学术研究的内容之一,也是地方立法部门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领域.     

地方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技术效率的省际差异:1995～2011年

运用参数法中的随机前沿分析法,结合我国199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选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代理变量,分析地方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投入对于农业技术效率以及农业产出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财政支农投入差异是我国各省市农业技术效率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但鉴于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上严重倾向于中央财政,不少省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很有限,财政支农投入的数量、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都亟待调整和完善。     

新疆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研究

由于现行资源开发体制和财政税费制度的原因,新疆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资源所在地政府和居民利益受到一定损失。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资源产权制度,资源税费制度、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和资源补偿法律制度层面对新疆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中利益受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提出要理顺中央政府、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确立资源地区对属地资源的收益权,建立资源属地收益和异地有偿使用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大对资源地的补偿,使新疆尽快走出"富饶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