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

本文以金融发展的跨国差异为基本前提,通过建立包含资本中间品生产的宏观经济框架,分析了金融发展在国际分工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不同分工模式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根据模型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金融发展差异是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差异提高通过加大相对价格差异提高了贸易量,但贸易收支是平衡的;第二,给定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形态,一旦金融发展水平超过某一特定临界值,国家间的分工就会由传统的水平分工转化为产品内垂直分工,贸易不平衡随之产生并逐渐扩大。利用分行业贸易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后认为模型具有合理性。     

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

本文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考察了全球失衡问题,通过构造一个金融市场-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标,利用1990～2005年4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计量研究,证实金融-制造业比较优势对于经常账户赤字(盈余)的重要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我们的主要结论。特别地,我们发现,中国的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国际分工新格局加以解释。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全球失衡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调整——基于资本替代的视角

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愈演愈烈，对国内整体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得出双顺差背后隐藏的是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本的替代，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出口部门结构导致了这种替代。因此解决双顺差的根本在于减少不必要储蓄，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效率，并在长期力图培育高等要素，改善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B 宏观经济专题研究——2005年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状况

一、国际收支状况 2005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继续呈现“双顺差”格局，国际储备较快增长。     

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代价

从1994年到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是"双顺差"结构不断强化。1994年-2006年,我国连续13年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并且顺差规模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1608亿美元和2499亿美元。2007年前7个月,仅贸易收支顺差就达到     

创新和生产的垂直分工与全球失衡: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的影响

当前的全球失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差异的国际分工模型以阐释当前全球失衡的微观机制。在生产过程可分割的条件下,金融发展的差异会使得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产品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两类国家会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垂直分工。当国际商品流动或资本流动完全自由时,经常项目会保持平衡;但是,当国际资本的流动存在障碍时,这种国际分工就会引发经常账户的失衡。本文基于5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程度和FDI净流出都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的关系,对于专业化从事创新活动的国家和专业化从事生产活动的国家而言则正好相反,前者是正相关,后者为负相关。这表明本文的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经济周期与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失衡

由于经济波动会对进出口贸易和消费投资产生影响,经济周期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变化是否存在内在的相关性有待严谨的实证分析。文章基于1991~2012年我国的两个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利用1980~2013年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和世界相对于中国的GDP增长率数据,构建SVAR模型,分析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常账户余额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周期与我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GDP增长率的信息冲击会导致经常账户余额持续波动。     

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代价

从1994年到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是“双顺差”结构不断强化。1994年-2006年,我国连续13年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并且顺差规模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1608亿美元和2499亿美元。2007年前7个月,仅贸易收支顺差就达到1368．2亿美元。资本账户除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过一年逆差外，也都是顺差状态，主要源于直接。投资账户外资的持续不断流入，2006年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100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的路径选择

当代国际分工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分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不利的被动地位，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化比较优势为发展升势；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自主参与国际分工，以创新促动产业的升级。     

导致全球失衡的根本

对全球失衡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各国不同的政府债务状况、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人口结构、不同的汇率制度、以增加外汇为目标的政府干预模式等。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路径：从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简单说，金融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吸引金融资产流入，     

从国际金融风暴视角透析中国国际收支存在的问题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中国经济会否受到冲击，中国的国际收支是否存在问题，文章对中国2000年到2008年八年间的国际收支进行了纵向与横向、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以及应该注意调整方向，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服务贸易、非对称开放与全球失衡:一项跨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从贸易内部结构出发，分析非对称开放条件下，服务贸易兴起与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全球59个主要贸易国家2000-2014年双边贸易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服务贸易净值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服务贸易净值提高100万美元，经常账户余额减少98.7万美元。在引入交互项之后这种关系依然显著成立。因此，服务贸易的非对称开放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二，技术进步和利率上调可以扭转服务贸易对经常账户的抑制作用。第三，金融危机之后，服务贸易和经常账户的负向关系进一步强化。后危机时代，全球失衡现象有可能继续恶化。第四，分位数回归发现，在低点位处服务贸易净值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更为强烈。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扭转服务贸易逆差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口结构变迁与经常账目失衡

世界范围内持续多年的经常账目失衡并不鲜见,以往研究多关注汇率和净出口的关系,而忽视了经常账目余额的另外一种属性——本国在外国的储蓄。本文尝试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本文通过构建包括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世代交替模型,理论分析和预测了：幼年抚养比上升会降低储蓄率、增加投资率,从而减少经常账目余额;而老年抚养比下降会提高储蓄率,增加经常账目余额;试图填补人口结构对经常账目影响的理论空白。接下来,本文利用1990年至2011年全球110个国家的强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静态和动态模型下均得到了与理论预测相一致的稳健结果。根据实证结果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发现中国抚养比的变化可以解释1990年至2007年间经常账目余额占GDP比重16.6%的变动。     

香港、新加坡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义为基准,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以金融系统功能分析为思路,对香港、新加坡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上海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得出结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系统功能的诸多方面都超越上海,上海只是在商品期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上海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和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有着强大的国家经济体作为后盾,近几年发展态势良好,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能力:开放型、多功能是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趋势和方向。     

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动态及其收益

近年来，东亚一系列区域金融合作引起了学术界对地区金融一体化现状和收益的极大兴趣。文章基于价格和数量的测度考察了东亚地区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抛补利差和股权溢价的β收敛结果表明，危机之前东亚金融市场的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并行，但在近几年，区域一体化趋势更强劲，超过了全球一体化；金融引力模型的结果表明，东亚主要的跨境金融投资者的区域内金融资产持有量比金融引力模型预测的水平更大。此外，面板回归确定了较高的金融一体化作为更广泛的金融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会显著降低东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失衡，因此，区域层面的金融一体化可以作为加强东亚国家的增长来源和提高经济弹性的重要政策路径。     

金融传染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传染性 ,金融传染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金融传染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信息的不对称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限制。金融传染国家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导致金融传染的根本原因 ,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加剧了金融传染的可能性。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可能为将来防御金融传染作出贡献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科技创新

央地间分权改革是我国调节不同层级政府间权责关系的一项制度探索,对于强化地方政府创新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与金融分权制度改革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均能有效促进城市创新,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动态分析发现,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两种分权制度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化的动态变化轨迹。此外,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与金融分权制度改革的匹配性较差,两类分权制度缺乏有效协同。因此,在有序推动分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提高财政与金融两个领域分权制度的匹配性,最大化分权制度改革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全球外汇储备、金融控制与我国的金融安全

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通过金融控制主宰着世界经济。美国凭借美元“中心货币”地位而攫取的国际铸币税成为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的稳定来源,这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根源;作为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我国面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和外汇储备稳定性下降这两大金融安全问题;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下降将直接导致美国国际铸币税的减少,致使经常项目逆差逐步丧失稳定的弥补途径,使其容易陷入金融危机,导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我国应通过美元储备的替代来减少国际铸币税剥削,同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分享国际铸币税收益。     

技术通用性、全球创新链嵌入与国际知识流

文章通过技术的通用性水平差异刻画各国制造业在全球创新链中的位置,并在非线性双指数知识流模型的基础上,分析知识在全球创新链不同环节间的流动。研究表明,知识流在全球创新链的上游和下游强度较高,在中游强度较低,中国制造业的融入位置处于全球创新链的中下游,并随着中国内需市场的扩张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下游化趋势日趋显著。在下游化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完成了由低端技术的供给者向技术资源的整合者的转型,实现了对全球的科学知识资源的高效利用,但研发资源集中于下游环节使得企业更加依赖国外技术,技术革新过程受制于人。在上游通用性技术领域,中国制造业企业仍然处于追赶者的角色,亟需抓住新一轮通用性技术革新的机遇,从供给侧发力,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知识使用者向知识创造者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