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宗族文化的视角

一方面,中国创新投入和产出近年来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仍然较为薄弱。如何解释该“悖论”？本文从非正式制度——宗族文化的视角出发,使用Heckman两步法解决自选择问题并构建合理的外生性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发现宗族文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使用家谱数量衡量的宗族文化提高1%,企业的创新产出可以增加约0.20%。分内外资企业、“汉地十八省”和边疆省份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均强化了该因果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宗族文化可以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专利执法的风险(道德约束)及构建信任机制,从而有利于民营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悖论”做出了回答,同时也为弘扬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民营家族制企业的制度创新

家族企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家族企业是家族与企业的一种"二合一"的结合体.从企业运行角度分析,它不可能完全按照家族运行的规则,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规则.家族企业的运行有如下特点.     

中国近代民营企业中的非正式制度

概念 正式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由正式的宪法、法令、规章制度等构成.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转型国家产权保护的制度分析——以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为例

产权保护薄弱是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家职能的衰败和法制环境的薄弱导致了国家对产权的正式保护不足，而历史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又延缓了产权保护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生成。因此，构建有效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是转型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就需要在产权保护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做出努力。     

证券市场监管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证券监管的制度同样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法律监管都是由专门的机构以成文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依据进行的监管,它们构成了证券监管的正式制度。再诸如社会监督机制、诚信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在尽可能消除监管空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互补,相辅相成,都是制度安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国情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诸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照搬等等,强调的都是国情问题。国力的概念在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出现的频度也高了起来,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实力等字句经常见诸媒体。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国情?如何才能提高一个国家的国力?所谓国情,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和状态,其含义是非常宽泛的。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大致可以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体制变迁——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

一直以来,非正式制度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影响、作用并未得到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及构成,说明了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传递机制的特点,并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方式及其所反映出的路径依赖性和灵活适应性;最后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研究中的重要性。     

非正式制度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学习效应:基于PSM-DID的分析方法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即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非正式制度即文化、关系网络及人才是影响母国投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延长企业创新持续期,但非正式制度的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为提高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建议,凸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玻璃幕墙"。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基于贵州的实证分析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作为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在分析非正式制度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非正式制度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制约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受到强大的诸如平均主义、保守主义、机会主义和血缘主义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制约。最后指出,要充分发挥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变迁的作用,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充分发挥利益诱导作用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开放水平等途径来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环保督察与企业信息披露——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对于经济活动监管的效能取决于监管者能否获得充分的信息。文章研究中央政府的环保督察如何影响企业的负面信息披露。借鉴公司金融领域经典文献,文章利用股价数据构造了上市公司的负面信息披露指标。利用双重差分分析,研究发现受到环保督察影响省份的上市公司相对于未受督察影响的公司显著减少了信息披露,而公司财务指标则不受环保督察的显著影响。与地方政府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在督察期间更加显著地减少了信息披露。上述结果表明,环保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市场监管者之间的联动机制是决定监管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维度。     

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3—2007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的政治背景对公司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管的地方政治背景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正面影响要比中央政治背景的影响显著,而且董事长（副董事长）的政治背景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正面影响要比总经理的政治背景的影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系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组织二元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以及冗余资源的权变影响，并以2009-2015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呈正"U"型，利用式创新促进了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双元性创新的互补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地位，而平衡性则对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财务冗余强化了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促进作用，并能缓解利用式创新的负效应；人力资源冗余弱化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积极效应，但对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统计结果在基于勒纳指数年度行业排名的面板排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中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性创新互补性的积极作用具有"时滞效应"，利用式创新及双元性创新平衡性之积极影响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周期。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基于融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

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章构建了2011-2018年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以专利申请数量来量化区域创新产出,从融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地促进了区域创新。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经济学意义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区域创新产出增加1.05%。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缓解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来促进区域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发明型创新、实用型创新和外观型创新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东部和非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文章关于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机制的研究对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创新体系及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制度视角的家族治理与企业绩效研究——来自中德上市家族企业的对比证据

家族集中所有权、控制权和家族涉入管理对企业绩效到底有利还是有弊？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上述关系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是否有区别？企业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内外两种机制,内部的家族治理系统是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的补充。我们选取处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德国上市家族企业与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进行实证对比,从制度的视角来探讨上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两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结论表明治理结构并不一定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导致不同的作用机制产生。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资本结构调整--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立足于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在政治关联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相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探讨了政治关联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速度,以及制度环境对此传导效应的影响。检验发现：政治关联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此效应在货币政策趋紧阶段或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表现更突出。但政治关联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治关联带来的融资优势会减小资本结构的调整摩擦,进而加快其调整速度;但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后的预算软约束预期也可能导致企业优化资本结构的动力减弱,从而阻碍了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行为。该文对于透彻厘清政治关联的传导机理和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隧道行为与盈余管理——基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隧道行为"理论解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通过对2002-2004年间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制性家族控制权偏离现金流量权的程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高。这说明控制性家族有动机操纵盈余以隐藏其掏空公司资源的"隧道行为",从而补充了现有对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     

中国经济中的私人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资源配置视角

既然中国一直缺少保护私人产权的正式制度,为什么私营企业和外商敢于在中国大规模投资而不担心产权会遭受侵犯?本文建立了一个政府、官员、百姓和外商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国内资源分配格局与产权保护以及均衡产出之间的内生关系,并尝试性的解释了:(1)中国为什么要维持一个低效率而庞大的国有部门;(2)私有部门是如何陷入"融资困境"的;(3)中国的外资部门为什么这么庞大;(4)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造就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     

市场分割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分割拖累了宏观经济发展,而微观层面的系统分析仍然缺乏。本文利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系统地考察了市场分割对企业生产效率造成的影响,发现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样本期间,市场分割程度降低了45%,贡献了约16%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还研究了这种负向影响产生的渠道,发现市场分割主要通过抑制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研发投入、过度保护国企和增加寻租行为等渠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Union and Debt: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Do unions really matter in China? Using a dataset containing more than 110 thousand Chinese private manufacturing firms,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examine how unions' bargaining power affects firms' capital structures. We find that: (1) the firms' debt levels are often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unions' bargaining powers; (2) when a firm is in financial distress, the management is more likely to issue more debt to strengthen its bargaining power against the union and increase its residual income; (3) compared with long-term debt, short-term debt is a better option for the management to increase its bargaining power and residual income. Ou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unions of private Chinese firms are an important policy instrument for the management rather than useless decoration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employee–employer relations and firms' capital structures in emerging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