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创新水平时空跃迁路径与趋同演化规律分析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在县域。采用标准差椭圆与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基于山西省2008-2016年119个研究单元的专利数据,对县级尺度创新水平的时空特征与创新趋同演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山西省县域创新空间重心发生了3次迁移,分别是2008-2013年向东北方向迁移明显,2013-2015年转向西南方向,2015年以来沿东北方向回迁,整体上表现为由祁县转移至清徐县。结合标准差椭圆移动轨迹,县域创新水平“东北—西南”格局稳定,主轴方向趋于分散化,辅轴方向趋于集中化;②依创新水平均值可把县域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4种类型,这些类型呈现的以省会和个别综合实力较强县域为主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短期内不易被打破。不同类型存在向更高层次创新趋同转变的可能,但实现跨级跃迁的概率较低;③邻域创新水平对县域创新类型趋同转变具有重要作用,转变方向倾向于与邻域转变方向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县域创新水平的局部空间极化现象。     

县域创新水平时空跃迁路径与趋同演化规律分析——基于山西省县级尺度专利数据的证据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在县域。采用标准差椭圆与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基于山西省2008-2016年119个研究单元的专利数据,对县级尺度创新水平的时空特征与创新趋同演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山西省县域创新空间重心发生了3次迁移,分别是2008-2013年向东北方向迁移明显,2013-2015年转向西南方向,2015年以来沿东北方向回迁,整体上表现为由祁县转移至清徐县。结合标准差椭圆移动轨迹,县域创新水平"东北—西南"格局稳定,主轴方向趋于分散化,辅轴方向趋于集中化;(2)依创新水平均值可把县域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4种类型,这些类型呈现的以省会和个别综合实力较强县域为主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短期内不易被打破。不同类型存在向更高层次创新趋同转变的可能,但实现跨级跃迁的概率较低;(3)邻域创新水平对县域创新类型趋同转变具有重要作用,转变方向倾向于与邻域转变方向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县域创新水平的局部空间极化现象。     

湘江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服务价值响应

以湘江流域地区为例,通过景观指数和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估算的方法,运用Arc GIS9.0软件与Fragstats3.3软件,提取出湘江流域地区1980、2000、2010年景观类型图,定量分析了湘江流域30年间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并通过定量化得出的湘江流域景观类型单位面积生态价值表,计算出1980—2010年湘江流域不同类型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表明:130年里,受人类活动影响,水田与林地景观面积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30年间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下降趋势。2水田与林地斑块数目增加,破碎度增大。旱地景观破碎度下降。其中,水域变化最显著。湘江流域景观整体破碎度增加,优势斑块的连通性下降,景观优势类别对景观整体的控制作用减弱。3湘江流域总体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下降趋势;2000年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较前20年衰退更快,这将给湘江流域地区带来一定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研究认为,需加强规划布局管理,合理配置景观资源,实现湘江流域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及时空演变的空间统计分析

基于2001—2008年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相关数据,首先使用人均GDP标准差系数和变异系数考察其县域经济增长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次,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和估算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最后,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为指标进行了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2001-2008年县域经济增长差异快速拉大;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非均衡空间分布状态,二元结构、空间集聚性与异质性、中心-外围模式特征明显。     

江苏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的定量评价

选择区域子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确定各要素的评判标准;其次,根据集对分析方法的思路,得到各子系统所处的状态;第三,按照空间解析几何的内涵,由三个子系统的状态构建一个三维空间,空间中的任一点到"系统完全协调状态"线的垂直距离和到原点的直线距离可分别表示区域系统协调性和区域综合水平;最后,将区域系统协调性和区域综合水平分别进行分等并矩阵列联,得到两者的组合类型。运用该方法定量评价了江苏省52个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结果表明:①江苏县域系统协调性的好差与县域经济水平(即人均GDP)的高低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显著;而江苏县域综合水平的高低与县域经济水平的高低之间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苏南多数县域属于高水平上的协调,但昆山、江阴、常熟、太仓、扬中却属于高水平上的不协调,而苏北大多县域则分属于低水平上的协调和低水平上的不协调。研究结论可为江苏省不同县域采取相应策略促进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熵值法的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研究

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活等城镇化的三大要素层面上,构建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的得分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将全省11个地级市划分为四类地区：城镇化高水平地区、城镇化较高水平地区、城镇化中等水平地区、城镇化低水平地区。     

近50年湖南省耕地利用绩效时空分异特征

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5个方面,选取18个单项指标,构建耕地利用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结合GIS和空间自相关技术,分析近50年湖南省耕地利用绩效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1963—2009年湖南省耕地利用绩效呈现"缓慢下降—波动缓增—加速增长"的阶段性发展趋势,即1963—1977年处于缓慢下降阶段;1978—1999年表现为波动增长阶段;2000—2009年处于加速增长阶段。湖南省耕地利用绩效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各子系统呈现不同的演变特征。2从空间分异规律看,2009年湖南省各县耕地利用绩效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呈现集簇分布的空间特征。耕地利用绩效较高水平县域多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和洞庭湖地区;大湘西地区多数县域耕地利用绩效处于低水平状态。3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条件和区位条件是湖南省耕地利用绩效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农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我国农区人多地少、产业发展滞后,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入探讨农区城镇化格局与发展要因对于推进农区城镇化进程十分必要。以河南省为例,综合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2000—2010年该省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10年间,河南省县域城镇化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且表现出"高慢低快"(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增长缓慢,城镇化率低的地区增长迅速)的趋势,县域间城镇化率差距不断减小;河南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而独立区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别是低水平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缺乏高水平城镇化集中区;人口密度、人均GDP、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等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河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

采用1996—2009年湘江流域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数据,运用离差系数,结合GIS技术,研究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9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除2000、2005、2007和2008年之外,其他年份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处于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②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以长株潭—娄底—衡阳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其增长速度与失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结构。③流域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及其他内外因素是塑造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浙江省县域人口城镇化解构及其类型划分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外来人口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研究以浙江省为例,从县域尺度探讨城镇常住人口的来源构成,揭示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并基于各类型常住人口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和县域城镇化增速等变量,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对县域城镇化的类型进行划分。研究表明:(1)2000—2010年,浙江省城镇化发展经历了由低水平的不均衡阶段向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阶段的转变;(2)户籍城镇常住人口是浙江省县域城镇常住人口的主要构成,但绝大部分区县呈现出占比下降而空间趋向均衡的趋势,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小,而省内城镇常住人口和省外城镇常住人口在县域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占比小但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大;(3)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可划分为省内人口主导低速增长型、省外人口主导中低速增长型、县外人口主导中速增长型、省外人口主导高速增长型和户籍人口萎缩增长停滞型五种类型。针对不同城镇化发展类型面临的问题,应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为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湘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战略

湘江作为天然的纽带,将永州、衡阳、长沙、岳阳等历史文化名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湘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目前存在着建设性破坏、场所特性消失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而实现名城保护与开发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城市经营、公众参与、区域合作、差别定位、旅游兴城等为湘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思路。     

湘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统一调配的法律机制研究

湘江水资源存在重金属污染严重、遭遇特枯水位、利用效率低、分配不公等问题,使湘江水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分析湘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统一调配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从法律原则、法律规章、管理体制、水资源市场建立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改善湘江水资源的现状,保障湘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模糊数学在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中的应用——以海河流域天津段为例

环境资源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流域环境资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水环境为基础的流域环境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对流域环境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并把它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当中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首先明晰研究环境资源价值的目的、意义和概念,然后分析环境资源价值的构成,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流域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以海河流域天津段为例,根据上述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与原则,运用模糊数学工具建立流域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模型,评价海河流域环境资源的总经济价值,并与传统模糊数学方法加以比较.     

流域经济协作区:区域空间重组新模式

流域经济协作区是一个生态系统与经济生产系统、社会文化紧密耦合的生态经济系统。以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地域单元，能够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的互联，充分发挥资源秉赋优势、克服地区产业结构雷同，获得域际分工效益。本文讨论了设立流域经济协作区的理论基础、流域经济区的功能特性及其实施的现实意义和相关的政策措施。     

伊洛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着重分析了伊洛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及其形成的主导因素。认为其流域经济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明显呈梯次升高的特征,城乡差异、地质地貌、自然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空间耦合性。     

长株潭两型社会林业生态建设研究

长株潭两型社会获批给区域生态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林业生态建设是目前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两型社会建设和林业生态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文明。目前该区域局部环境状况恶化、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市社会发展不可持续。在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背景下,沿湘江流域和三市结合部布局生态公益林带,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和都市生态圈建设,对保护湘江水质、改善区域环境、支撑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90年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成因分析

以1990—2007年江苏省县域人均GDP为研究指标,运用不平衡指数和空间统计模型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研究,并结合GIS的空间分析功能,系统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化。结果表明: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自相关性,在整体格局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态势,空间格局更多表现为苏南部分地区的高度集聚和苏北部分地区的集聚态势,成为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核心区和低度集聚区,而苏中地区的集聚态势显得并不强烈。同时,针对区域经济自相关性发展趋势进行解释并指出以县域经济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将长期存在。最后,构建空间数据模型对此种格局形成的原因进行空间统计学上的探讨,指出规模企业空间分布差异及人才空间分布差异是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为区域经济差异分析提供了一种交互式的、可视化的新手段,进而为政府部门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论流域开发管理中的区域利益协调

流域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类型，既是由分水岭所包围的自然区域，又是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进行以水资源开发为中心的综合开发的重要单元，构成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地区间相互影响显著，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区段性和差异性、层次性和网络生、开放性和耗散性等特点。在流域开发中，流域内部各行政区域之间、上下游之间，甚至不同流域之间，都存在着利益分配问题，它们是流域开发管理矛盾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以协调流域内各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首先必须解决与水资源相关的外部不经济问题；其次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就是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由于流域上下游各行政区各自为政、主体功能定位不明确,使得水生态安全对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愈加明显,影响全流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文章通过对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分析,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四大核心技术深化金融发展,科技与金融交叉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需从动态层面研究其互动机制。基于1998—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采用PVAR动态模型对全流域、分区域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互动关系显著,但互动机制在各流域有所差别,且均未形成长效机制。从控制变量贡献看,下游地区金融和科技具有较强的惯性效应;中游地区二者受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作用较为显著;上游地区科技与金融发展部分得益于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进一步指出,科技赋能金融,金融服务科技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普惠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