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县级政府经济行为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职能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就县级政府行为来说,有不少政府的行为基本上不规则,还是沿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套行政干预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本文试图就县级政府经济行为发表一些看法,抛砖引玉,引起共鸣。     

实际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分化和实际权力结构对于政府行为的影响。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政府内存在分工时的最优授权模型,推导出部门间的利益偏差会扭曲政府政策,而实际权力结构会放大效率损失。基于省委常委会内部组成情况,我们构建了利益分化指标来衡量地方领导班子内部的利益偏差和实际权力结构。基于1992—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如果省委常委会分化指标增加1个标准差,则次年该省公共部门人员规模增加1%,民营经济投资降低4.4个百分点,同时,次年该省土地违法面积增加12.5%。这表明利益分化通过实际权力结构使政府行为和政策更加偏向"内部人",导致政府从市场经济中攫取更多资源,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加强制度建设,约束政府权力,促进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中国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基层上下级政府常常共谋策划、暗渡陈仓,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这种共谋行为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有着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本文讨论政府组织制度的三个悖论,对这一现象提出理论解释：一是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悖论,二是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三是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入缘化的悖论。本研究强调,共谋行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官员或执行人员的素质或能力,其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现行组织制度中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制度设计特别是集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强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而欲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对政府组织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有力的理论解释。     

财政分权与各级政府的教育责任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率偏好和对地方政府用手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且省级和县级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减少教育支出比例,但伴随财权的下放,中央政府会增加教育支出比例。县级政府基本履行了对小学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央政府基本履行了对高等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学教育是中央、省级和县级政府一致重视的教育阶段。     

政府财政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于2004—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并利用2004—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及其他相关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曲线呈显著的倒U型,在样本观察期内两者正相关,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后政策效果更加明显;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为负;第三产业占比、资本深化、劳动保护等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负向作用。     

房地产调控中政府行为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自199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各地房价不断创下新高。面对房价飞涨,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以地方政府最为突出。本文基于博弈视角探讨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行为特征,在分析双方博弈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博弈模型,进而研究了双方博弈的内在机制,得出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为严格监督地方政府对调控政策的执行,杜绝地方政府的抵制行为,而地方政府获利的行为则是抵制中央政府的各种调控政策,并且为了取得成功常常采取变相抵制措施。最后,本文分别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够达成合作博弈,更好地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关于建立县级财力保障机制的研究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一系列民生政策的集中实施,县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财政保障范围越来越宽,刚性支出需求快速增长,这些都需要县财政有足够的财力做支撑。财政部为进一步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美国政府经济职能对我们的几点启示

文章借鉴美国政府的经济行为 ,结合吉林省省情 ,提出了以下建议 :经济转轨时期 ,必须完善规则 ,明确政府职能 ,规范政府行为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加大改革力度 ,提高政府效率 ;解决目前有效需求不足 ,必须灵活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 ,以启动生产和推动消费 ;迎接新的挑战 ,必须确立有效的人才培育和使用机制 ,实施人才工程 ;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 ,必须审时度势 ,注重调整经济发展政策。     

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缺位”、“错位”、“越位”等失当行为,剖析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关系,针对欠发达县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比较优势,以特色经济为导向等促进欠发达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地方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以往分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文章通过构建以中央政府行为为外生变量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对在中央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对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对垄断部门实施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对地方官员的"公关"、民企参与国企改组迟缓等现象做出了解释.借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论博奕分析在区域政策中的运用

以博弈研究为切入点，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将博弈理论与区域政策相结合，详细阐述了区域政策的博弈论基础与博弈方法，并以政府与企业行为博弈为案例，对政府与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深入地分析论证，为政府和企业进行理性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民营企业家行为与政府政策研究

政府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主体之一的民营企业,研究其企业家行为与政府政策将有助于其实现转型。政府的政策趋向与资源再分配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营企业家行为选择和民营企业发展去向。本文确定了民营企业家行为方式的种类,并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政策对民营企业家行为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建立恰当的政治关系的良好建议。     

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研究——基于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交,政府在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却明显弱化,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短缺、结构失衡现象严重.考虑到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弱化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即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相对高层政府弱化,因此从财政体制入手研究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强化问题的必要性、合理性自不待言.     

政府的采购行为与政策功能

政府的采购行为决定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政府怎么采购,采购什么,代表政府的行为本质和政策导向。[编者按]     

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人均净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指标度量的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说明湖南省省内财政划分体制可能具有某种助长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扩张的基因。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和适度的转移支付规模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财政改革向省以下财政体制延伸,是中国财政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要理清省级以下政府财政关系,建立相应的制度,解决省内和省级财力的分配不均,促进政府间财力均等。着重介绍"省管县"财政体制,从各地不同模式中提炼经验,构建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匹配的财政体制,精简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增强县级政府全能关键的一步。     

后危机时代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风险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各种效果的显现,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受到了一定关注。以及今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的凸显也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研究进一步加深。从地方政府的支出、收入以及政策博弈行为三方面加以分析说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调整的必要性。     

县级财政保障能力与财政供养效率——湖北县级财政跟踪调查研究

为了探索县级财政运行状况及其解困之道,界定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优化财政供养人口结构,增强财政保障能力,本文以湖北2002～2006年60个县(市)财政保障能力跟踪调查数据为例,研究了当前县级财政供养保障中的效率和适度财政供给问题,研究认为:第一,湖北各县级政府具有生产性特征,政府规模明显超过了最适宜的程度;第二,近年来,大多数县人员经费超出了政府最佳承受水平;第三,地方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供养人员以及政府运行的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立高效、低成本的县级适度财政供养体系和提高县级财政供养能力与优化人员结构的思路及对策。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９０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