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物品的提供

本文首先对公共物品进行严格定义 ,对其进行了分类 ,并分析了为什么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而必须由政府提供 ,同时作者重点强调了政府提供不是政府生产 ,列举了国外政府委托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的几种做法。最后作者强调 ,制度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 ,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     

论公共物品的提供

本文首先对公共物品进行严格定义,对其进行分分类,并分析了为什么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而必须由政府提供,同时作者重点强调了政府提供不是政府生产,列举了国外政府委托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的几种做法。最后作者强调,制度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     

准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比较分析

从全面理解准公共物品的角度,理论上可以把准公共物品分为以下三类：具有强的非排他性和弱的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具有强的非竞争性和弱的非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都不充分的准公共物品.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准公共物品的供给通常有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主要模式.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确有其巨大优势,但存在政府失灵问题,这为政府以外的主体供给准公共物品提供了可能.此外,由于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模式在权力利益关系和功能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准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可以实现功能互补.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转移支付

在地方居民的公共物品偏好方面,中央政府不如地方政府的信息充分,所以有必要实行财政分权,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物品,但为了加强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与公平,中央需要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不同类型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和地方公共物品提供水平都无法达到最优,因此需要一些制度建设,弥补信息差距.     

作为政府经济活动基础的公共物品理论:奥地利学派的反思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公共物品理论不足以作为政府生产的依据:首先,很多公共物品成功地得以在私人部门进行生产;其次,现实中政府提供的很多物品根本不符合经济学家对于公共物品的定义.因此以公共物品理论作为政府经济活动从而作为公共支出的基础,是不恰当的.他们还指出,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和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很多时候是由于公共部门垄断的结果,而且这种垄断还可能会妨碍发展排他技术的激励,从而进一步排除其他主体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奥地利学派对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反思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政府经济活动的基础和范围.     

试论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范围

供应公共物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供应所有的公共物品，界定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范围十分重要。政府供应的公共物品应是公共性程度高、不宜或不应由非政府力量供应、非政府力量不愿或无力提供的外部性大、非政府力量无力或虽有能力供应非竞争性程度高的公共物品。并且，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实际范围要受政府实际供应能力的限制，对应由政府供应的公共物品应鼓励非政府力量的参与。     

构建城市公共物品的合理运营机制

城市政府通过提供城市公共物品，有利于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辐射效应，推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笔论述了城市公共物品由城市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初步探讨了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合理运营机制，以期促进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式分权竞争与环境治理

基于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中国式分权体制,建立一个中央与地方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竞争模型,考察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强调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重视财政激励,令地方政府过分偏向基础设施投入而忽视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禀赋条件好的地区其地方政府更“重基础设施、轻环境治理”,禀赋条件差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反而会相对减少基础设施投入,而更重环境公共物品投入;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提供存在策略性互补行为时,溢出效应的上升将使两个地方政府的环境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提供存在策略性替代行为时,溢出效应的上升将使两个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供给出现“骑跷跷板”特征.     

对传统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模式的质疑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提供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却并非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政府直接供给公共物品面临诸多困境,如政府的经济人特征、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如何由个人效用函数得出社会的福利函数及政府自身低效率等问题。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生产缺乏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及多重代理特征决定其效率低下难以克服。     

社会认可、政府补贴与促进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

政府可以补贴公共物品,也可以直接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假定私人的社会捐助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的自发均衡可能在政府的作用下发生改变,得出政府在促进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中的作用既可以是通过补贴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提供正确舆论导向的方式增强社会责任感.     

纳税服务理论根据探讨

税收的本质是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费用补偿.满足公共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是政府的根本职能,我们将这一职能概括为服务职能.税务机关作为政府公共部门之一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即为纳税服务.因此,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的根本职能.     

金融制度、政府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模型探讨了政府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试图解释的状态或因变量是金融制度破坏的概率F，它可能受金融系统的若干参数的影响，为了使这个问题更具体化，假定：一是对金融制度有两个直接影响F的参数，即赍本——存款比率及其存款风险等级；二是政府有促进金融制度市场化的行为。研究的结果对在过渡经济中的金融风险防范有重要意义。     

税收不遵从的本质和种类

文章主要阐述了税收不遵从的本质和种类,认为税收的本质在于交换,税收是公众为了享受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代价,解决税收不遵从问题,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提高纳税人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塑造诚信、高效、法制和服务型的政府,以合理的方式为公众提供合意的公共物品,提高民生福利水平。     

政府主导的转轨经济中金融风险的转变和化解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金融角色经历了由"金融抑制"到"金融控制"再到"金融市场化"过渡的转变过程,金融风险也由财政风险金融化转变为金融风险财政化、金融风险社会化.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国有产权制度的固有缺陷,阻力在于国有经济体利益均衡的锁定状态,对策是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与上市.今后,国家的金融角色转变仍需进一步深化,可行的措施是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银行)监管法,规范政府的干预范围,明确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责任边界.     

我国公共财政决策民主化研究

财政决策民主化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公共财政有效运行的保证.我国政府财政决策的民主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政府和纳税人在公共物品的供需过程中产生的财政决策民主化问题;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产生的财政决策民主化问题.     

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以资金筹集为主要分析对象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筹资困难,公益事业举步维艰。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意图,“一事一议”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但调查显示,群众自愿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其限度,群众自愿并不必然带来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根本问题是国家政策的取向问题,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国家政策,基本上都是农民本位取向,但问题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和农民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乡村两级组织,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村庄公共物品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村庄来共同提供。所以,新农村建设要注意发挥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两级组织的积极性。     

转型背景下的规制性俱乐部物品模型

从中国转型时期公共物品的性质和制度环境的视角,基于集体选择理论,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对公共物品供给进行规制时,必然会在义理性与效率性之间进行权衡.借用俱乐部物品模型作为参照系,可以探讨有规制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型均衡的性质和政策涵义.     

论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与我国政府危机管理

从本质上说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提供公共物品,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外在表现就是成本由财政支付.从宏观角度来看,构建危机管理的公共财政支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健全公共财政危机管理观念;二是完善公共财政危机管理机制;三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危机管理的投入;四是构建公共财政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     

转轨期地方性公共产品与社会和谐

提供以大范围的公共产品为主的公共服务是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地方性公共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公共物品的提供应体现一种公共性,在当前的中国就表现为对社会契约成本的化解。解决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的立足点,是通过由政府提供大范围的公共产品,以增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力,并借此达到转轨中的起点基本接近公平。     

我国当前潜在的金融风险及对策分析

深化金融改革,维护金融安全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两大主题,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中潜在的和已经露头的金融风险对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对金融风险的成因及对策的分析就显得极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