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占中国人口2／3左右的“农民”人口问题,因为农村是农民居住的地区,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产业。无论农村还是农业,行为主体都是农民。那么,调整农民就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农民问题并最终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本人认为“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乃是治本之道。     

着力构建农民自主机制

2004年至2014年,中央连续下发了11个关注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但农民自主意识不强、自主能力不够、自主环境欠佳等问题依然存在,要将外在的激励约束内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必须通过优化农民自主环境、构建农民自主体系、完善农民自主途径等方式着力构建农民自主机制,这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中国“三农”问题理论综述和路径选择

文章介绍了政界、学术界、新闻界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及一些地区的典型经验,认为中国“三农”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增收问题,文章就农民的增收以化解“三农”问题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新时期中国“三农”发展思路的再思考

在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简称“三农”)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标杆,然而现有政策和措施导致“三农”内部非均衡发展,农村治理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制度供给不足,以致于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滞后于农业发展.“三农”内部的协调发展是创新农业发展思路,激活制度红利,实现“四化同步”的基础,因此需要将战略重心移向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三位一体”和“以民为本”.     

"无税时代"下农民负担探析

2006年实行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将被全部取消,那么农民是不是不用再缴纳任何税收?是不是像人们相象的那样农民进入了“无税时代”,农民负担是不是减轻了?文章分析指出了取消农业税只是减轻了农民的直接税收负担,农民仍承担着大量的税外收费、工农产品和农地的价格“剪刀差”对农民补偿严重不足等造成的农民负担。因此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负担仍然十分沉重,农民负担仍需进一步减轻。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本—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毛桥村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是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协调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以农民为本,协调城乡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积极参与共建。毛桥村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惠民工程,不能搞成“形象工程”,更不能搞成“扰民工程”。尊重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使新农村建设真正造福农民,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键环节。     

农民对不同林权改革方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吗？——广东农户对“均股均利制”和“均山制”林改政策的评价及比较

不同的林改方式会对农民间可行能力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行能力差异越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低。基于“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满意度”的逻辑思路,采用广东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林改方式下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总体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以“分”为主的“均山制”改革的满意度高于以“不分”为主的“均股均利制”改革,“均山制”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塑造;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要内容）是农民行使可行能力的基础,配套改革（包括林权抵押、林权流转等）是农民提升可行能力的关键,两者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整体评价,且主体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应完善“均股均利制”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通过赋能措施降低赋权不公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     

进城农民群体内在类别状况及比较研究

进城农民群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规模大、结构复杂、衔接城乡,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对其内在结构的探索并不充分。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两步聚类方法探索进城农民群体的内在群体结构实质发现,进城农民群体内在“自动”分化为两个群体——“成长型”和“成熟型”,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成长型”进城农民群体人力资本更高、社会资本较低、工作和收入较稳定、市民意识更强。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身份定位与认识”四个方面总体上差异显著。     

“输血”与“造血”的选择——对新疆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思考

新疆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速度缓慢,而且城乡差距巨大。增加新疆农民收入,面,陆整体经济发展滞后、农民自身素质相对较低和二元结构三大困境;“输血”与“造血”是新疆农民增收短期作用与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惟有加大“输血”和“造血”的力度,短期目标与长期计划相结合,资金、政策扶持与农民自身强化增收能力相结合,才有希望在农民增收上取得持续进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摸清底数

通过吉林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关问题的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是认知的,也抱有极大的热情。但现阶段也存在着“三差”（基础设施差、生活环境差、集体经济实力差）、“三难”（农民增收难、受教育难和组织难）、“三忧”（农民担忧搞政绩工程、一刀切和一哄而起）等妨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对此,农民提出了包括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统筹安排、规划先行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与解决的关键措施——天水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天水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制约因素是 :“轻农”思想制约、资源制约、产业制约、项目与投资制约、农民自身素质制约。要实现农民增收 ,主要应强化“重农”思想 ,抓好项目建设 ,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并为农民增收提供组织保障。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动力模型与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从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等方面介绍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概况,然后通过建立“动力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各种因素。主要包括主体机制因素和动力机制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内外兼攻”策略。     

寻求乡土社会"农民"到"公民"的法律平等

通过分析中国农村“农民身份”存在的问题及其不合理性，阐释了在法治社会中，寻求从“农民“到“公民”法律平等的重要性以及实现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必要性。     

浅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就医价格的影响

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和农民的健康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和全民的健康水平。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农民看病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医疗合作基金,家庭帐户和统筹帐户的存在对农民看小病与大病有着一定影响。本文针对农民看小病与大病的医疗价格进行市场均衡分析,提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采取“保大”不“保小”的建议。     

农村土地金融开发的条件、框架与对策——基于重庆改革发展的视角

发展农村土地金融的三大必备条件是土地产权完整、权利交易自由和农民保障完善。农村“三权”抵押和“三三法”抵押物偿债机制的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地票”交易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多样化、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重庆初步具备了推行农村土地金融的条件。要逐渐建立“农民土地实物资产交易金融”和“农民土地权益资产交易金融”两类土地金融体系,制定农地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和农村非农地金融开发政策体系,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内部积累和运行机制,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农民兵团”领头雁

22年前,由7个农民创办起来的森达,今天发展成为拥有近万人的“农民兵团”。靠这个“农民兵团”,森达鞋相继被权威部门评为中国名牌产品、中国第一鞋王、中国鞋业巨头;靠这个“农民兵团”,森达鞋又囊括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品牌、实际购买品牌、购物首选品牌三项第一名;靠这个“农民兵团”,从上海滩走麦城到驰名全中国,进而从借船出海到向制鞋王国意大利输出品牌。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上半年,销售产值、利税比去年同期增长53％和45.5％。“农民兵团”的积极性何以进发出来?集团员工有口皆碑:群雁起飞靠“领头”——集团董事长朱相桂。     

死驴赚钱

一个城里男孩kenny移居到了乡下，从一个农民那里花100美元买了一头驴，这个农民同意第二天把驴带来给他。第二天农民来找kenny，说：“对不起，小伙子，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那头驴死了。”kennyr回答：“好吧，你把钱还给我就行了！”农民说：“不行，我不能把钱还给你，我已经把钱给花掉了。”     

扩大农村消费:现状、挑战及对策

我国有7亿多农民、2亿多农户,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农村消费面临着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难度加大、农民消费意愿和信心下降等新挑战。因此,今后扩大农村消费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跳出“就三农论三农”、“就消费论消费”的狭隘思路,在坚持“三个必须”大思路下,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投资和消费、扩大消费和优化结构以及生产、流通和消费等之间关系,从如何真正使7亿多农民“有钱消费”、“能够消费”、“愿意消费”、“敢于消费”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农民对待“三农”问题态度的现实思考

“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然而近几年的一系列改革并没有真正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对每一次出台的政策,在欣喜之余还是失望和无奈,农民对待“三农”问题的态度变得比较消极。因此,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合并税费,规范征收;改革乡镇体制,完善村民自治;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