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赢效应——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

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实施精准扶贫对扶贫企业以及被扶贫地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扶贫企业而言,实施精准扶贫能够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从扶贫方式来看,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的效果最为明显。从经济后果来看,实施精准扶贫不仅提高了扶贫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增加了股东的财富水平。对于被扶贫地区而言,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并未遭受明显破坏。在企业实施精准扶贫的动机方面,本文发现管理者私利动机并不能解释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上述结果表明,与慈善捐赠有所不同,企业实施精准扶贫并不是企业自利的工具,而是利他性动机与战略性动机的结合,能够实现企业、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共赢。     

商业银行的慈善责任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比较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因灾难频发,慈善责任成为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慈善责任集中表现为慈善平台和慈善捐赠,慈善捐赠中包括物资捐赠和服务捐赠,物质捐赠中的捐款多用于赈灾,扶贫、教育事业等方面。由于我国有关捐赠的法律不完善,慈善捐赠缺乏规范管理,商业银行慈善责任激励机制尚未完善,因此慈善责任力度偏弱,信息披露不充分。对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对策。     

“明星”企业慈善捐赠示范效应的实证研究

慈善捐赠是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明星"企业作为社会精英和社会标杆,社会大众对其慈善捐赠表现寄予更高的期待,因此,"明星"企业无论出于主动意识还是被动压力,在慈善捐赠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慷慨,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3年年报中的慈善捐赠数据和财务数据,以及社会媒介中各种企业排行榜数据,实证考察了"明星"企业在慈善捐赠中的示范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明星"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确实表现得更为慷慨。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性质的"明星"企业比民营性质的"明星"企业在慈善捐赠时更为慷慨。以上结果表明,"明星"企业确实不负众望,在慈善捐赠方面具有显著的社会示范效应,而且国有"明星"企业的这种示范效应更为明显。     

促进慈善捐赠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探析

本文基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以及慈善捐赠企业所得税收优惠激励机理分析,针对企业所得税制度影响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和倾向的问题,提出扩大享受税前扣除的捐赠范围、适当扩展结转年度限制、试行差异扣除比例、扩大享受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范围等促进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精准扶贫决策分析——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具有社会责任履行与经营动机的双重属性,同时还可能受到行业与省份同群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企业精准扶贫投资行为是否存在同群效应及其同群动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精准扶贫投资受到同行业、同省份企业行为影响;第二,信息不对称下,观察式模仿为企业精准扶贫的主要动因,竞争性动机并不明显;第三,精准扶贫行为自身会降低崩盘风险,而同群动因下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有所减弱。     

企业慈善捐赠是伪善吗——基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的研究

什么原因促使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本文结合股价崩盘风险独特视角,试图发现企业慈善捐赠背后的动机。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这可以用代理问题解释;进一步分析表明,慈善捐赠作为隐瞒负面信息的工具是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潜在途径,隐瞒的负面信息最终被资本市场发现,从而引发崩盘。因此,经理人出于自利动机不正当地使用慈善捐赠引发股价崩盘,而非慈善捐赠本身所致。本文同时发现,在信息透明度高的情景下,企业更倾向将慈善捐赠作为隐瞒负面信息的工具。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大量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信息披露是有经济后果的。与此类似,慈善市场的信息披露也有经济后果,信息披露与后期收到的捐赠额、筹资费用及慈善组织自身价值等显著相关。本文拟在研究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信息披露的措施,以期信息披露带来良好的经济后果。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大量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信息披露是有经济后果的.与此类似,慈善市场的信息披露也有经济后果,信息披露与后期收到的捐赠额、筹资费用及慈善组织自身价值等显著相关.本文拟在研究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信息披露的措施,以期信息披露带来良好的经济后果.     

实物期权、企业慈善与融资约束

以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揭示了民营企业一面有较高融资约束,一面慷慨捐赠的真实动因。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慈善捐赠带来的实物期权累积得越多,慈善捐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越强。研究结论深化了对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认识,并对相关监管部门引导民营企业融资和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具有一定的启示。     

保险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基于2009-2015年财产保险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战略慈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以2009-2015年财产保险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并验证了个人客户特征和个人客户产品多元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的目标市场更偏向个人客户时,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作用越大;当企业的个人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时,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作用越大。该结论对于险企履行社会责任与拓宽战略慈善理论具有实际意义。     

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因素的探讨简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表现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困惑。我们根据调查发现,中央国企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要明显地高于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又明显地高于地方国企;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具有＂战略慈善＂的视角,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清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     

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么？——基于违约风险和同群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探究了其传导机制,发现通过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违约风险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关键一环;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了企业性质差异、时间差异、环保差异等情况下的不一致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行业同群效应,该效应对企业发展有明显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为规范上市企业信息披露以及防范化解违约风险提供了有益的论据。     

税前捐赠与税后分红捐赠的税负比较

正当前,许多企业与企业家在谋取商业盈利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加大企业自身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建设力度。他们希望通过在公益慈善、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好表现,倡导并履行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一、税前捐赠和税后分红捐赠的区别本文所指的税前捐赠和税后分红捐赠的"税"特指"企业所得税"。税前捐赠和税后分红捐赠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点:     

国外企业慈善研究述评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慈善的研究历史较长,研究也较深入。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并从企业内部结构、企业绩效、市场反应、税收激励等方面对企业慈善捐赠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企业慈善的研究,也对企业慈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外企业慈善研究,从理论到实证,从数据到方法,都值得我国学术界学习和借鉴。     

企业慈善捐赠与品牌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使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企业积极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加强企业的市场地位,获得声誉资本、组织认同,最终体现在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本文以竞争性消费类行业上市公司为例,选取《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2010-2013年上榜中220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企业慈善捐赠与品牌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显示: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较低,捐赠金额、捐赠收入比与品牌价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的慈善捐赠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研究结果还发现,品牌价值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显著正相关。     

有关捐赠动机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捐赠的文献十分丰富,其中有关捐赠动机的讨论是常见的研究主题。本文对国内外的捐赠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捐赠的动机主要有战略动机、品牌动机、社会责任动机和政治动机。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财务违规——出于“利己”还是“利他”?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发生财务违规行为的概率越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减少财务违规行为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利己”而非“利他”;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违规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违规的抑制作用在分析师关注度较弱时更加显著;企业社会责任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改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从而降低财务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服务动机、感知公平与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基于湖北省红山镇网格化服务模式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湖北省红山镇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者的129份问卷,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者服务动机对金融精准扶贫绩效的影响机理及其感知公平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受访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者在服务动机与感知公平方面处于偏低水平;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可分为覆盖共建绩效、配套绩效和示范绩效三方面,且三种绩效水平均相对较低;良好的服务动机可以显著提升金融精准扶贫绩效水平,而感知公平是服务动机与金融精准扶贫绩效的关键中介机制。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并吸引了媒体关注，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参与后续乡村振兴工作同样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本文为全面理解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企业性质的社会责任履责动机差异及政策含义

从企业性质的角度出发,分别就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动机(价值增值驱动和管理层面对的代理问题驱动)与非经济动机(道德伦理驱动和政治驱动)下,国有与私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动机方面的差异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企业的性质、目标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面临更多的代理问题,私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更有追逐价值增值而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动机,也更加受到寻求政府政治保护等政治因素的驱动。政府应从企业履责动机出发,深刻认识政策法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通过加强政策导向,直接或者间接促进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