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承诺变更会影响企业研发费用操纵吗?

以 2011-2022年A股并购业绩承诺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业绩承诺变更对研发费用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业绩承诺变更加剧了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操纵现象,且这一影响是通过激发高管机会主义、降低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实现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业绩承诺变更对研发费用操纵的影响在关联并购事件、主并方为国有企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动机和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业绩承诺变更主要通过激发高管的政策迎合动机提高了研发费用操纵水平,而该行为使得企业获取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     

“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交互文献计量及发展思路进路

为了掌握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研究进展,探究我国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演变,对中国知网内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相关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目的在于深入探究中国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城市治理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既是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治理的必然结果;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超高速迭代创新;特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创新引擎和未来范本;夜间旅游与智慧应急成为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数字化税收征管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金税三期工程是一种数字化税收征管工具,它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来提高税务部门对企业经营状态的精准掌握与分析,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借助我国金税三期工程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于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水平、发挥规范治理作用两种机制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行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管理层短视主义不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而管理层积极语调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研发操纵行为。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操纵领域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同时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监管方式创新、数字化税收征管的微观经济后果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智慧城市建设、信息化冲击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 2000-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智慧城市试点信息的匹配数据,以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引致的信息化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冲击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的影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在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有效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有效。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信息化水平提高 , 最终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 这对于推进国家智慧城市建设、信息化建设以提升整体科技创新实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会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该研究利用逻辑（Logit）回归模型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治理成效的影响。研究聚焦于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总体评价、公众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并考虑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使用网络使用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社会总体评价和公众参与，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服务评价方面，但对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了智慧城市在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方面的潜力，对智慧城市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研究也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商誉减值企业印象管理与研发支出资本化——来自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借助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研发支出资本化视角,本文研究商誉减值企业的印象管理手段及效果。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企业增加研发资本化及操纵动力随商誉减值程度升高而降低。机制研究表明,研发资本化传递盈利与融资能力增强和溢出效应的积极信号,这一功能有助于提升商誉减值企业的正面印象,利好信号失效、内部控制和声誉损失厌恶为商誉减值企业降低研发资本化提供解释。异质性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偏差和业绩承诺制度削弱了企业增加研发资本化及操纵意愿,媒体正面报道则起相反作用。文章揭示了商誉减值企业印象管理与会计行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商誉减值经济后果的理论探索与经验证据,为健全企业合并的财务信息治理机制、完善研发支出会计准则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熵权法的河南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为研究河南省18个地市智慧城市的发展情况,构建相关指标体系,运用客观赋权方法——熵权法从智慧基础条件、智慧产业经济、智慧公共服务和智慧管理规划4个方面对河南省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河南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位差异,政策倾斜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有限,存在智慧城市发展不均衡及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该研究可为河南省智慧城市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研发投入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增量提质”吗？

同群企业间研发投入环节的相互学习与模仿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数量并提高创新质量；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具有微观层面企业内部经验互补作用和宏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互补作用,更有助于研发经验少的企业以及获得政府创新补贴低的企业增加创新数量和提高创新质量。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以及创新质量的提高。相关研究结论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如何利用研发投入同群效应来实现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具有启示意义。     

姻亲涉入下的家族企业冒险性决策：研发投入还是盈余操纵？

本文基于家族代理理论,以研发投入和盈余操纵为切入点,探究姻亲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冒险性决策的影响。文章以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姻亲担任公司高管会导致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动力显著降低,而盈余操纵动机则显著增强;改变姻亲成员的家族代理人身份,允许其持有公司股份既可以强化姻亲管理者的研发投入动力,又能弱化其盈余操纵动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涉入管理的不同姻亲结构在研发投入决策上持有一致的谨慎态度,但对于短期导向的投机决策存在差异化的风险偏好,体现为近姻亲涉入管理的盈余操纵动机更强;后代参与治理将弱化姻亲消极对待公司研发的动机,但会助长姻亲的盈余操纵;期望落差状态则不仅弱化姻亲消极对待研发的动机,而且能够显著遏制姻亲的盈余操纵动机。本文从家族成员组合异质性的视角深入分析家族系统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机制,为家族治理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为促进姻亲有效参与企业决策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指标体系的昆明市五华区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和我国城市发展方向,而其中对智慧城市评估问题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方面,实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引导和监督;另一方面,也利于对智慧城市运行情况进行反馈和评估。本文结合昆明市五华区智慧城市建设现状和现有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拟定出适宜该区域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该区域智慧城市建设前景进行深入探讨。     

融资约束、协同创新策略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对融资约束、企业间协同创新策略与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企业协同创新策略对企业研发投入分别 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和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协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 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企业协同创新的融资约束缓解机制对于大中型企业及出口型企 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对其它类型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显著。据此,促进企业协同 创新,为企业协同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建设,将有利于 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培养。     

技术创新视角下股权再融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采用股权再融资作为外部融资渠道，其经济后果备受关注。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视角，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股权再融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股权再融资行为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后发现，企业技术创新在股权再融资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新效率为测度对象,选取南京市高新区纳入统计的科技型企业为样本,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初创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激励效应,而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基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水平、企业所处生命周期、改善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雪中送炭还是过犹不及：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探讨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研发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适当的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过高的政府补贴反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是无效率的政府干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重新考虑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补贴支持力度，以期更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媒体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媒体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够促进研发投入,正面报道比负面报道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促进研发投入,且正负面报道的作用路径有效性具有差异。进一步分组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资源匮乏型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媒体关注的相关研究,为公司治理及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效应——以高端制造业为例

以A股高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2015—2019年企业相关数据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并检验研发人力资本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显著激励高端制造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提高,且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在二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全样本检验基础之上,进行行业、区域、企业属性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生物医药行业、轨道交通行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航空装备制造、智能制造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对华东、华南地区制造业企业基础研究具有显著影响,加计扣除对华北、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加计扣除对民营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较为显著,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发投入被认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基于2012-2021年92家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企业绩效综合得分,并通过回归分析研究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滞后3年与滞后4年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可为医药制造业企业改善研发投入结构、政府进一步调整或制定研发和创新政策提供支撑。     

技术创新对火电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效率是测度高耗能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当前,技术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引人关注。以火电企业为例,构建了火电企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PCA-DEA组合模型测度生态效率,运用Tobit模型分析研发投入强度、技术改造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等技术创新因素对火电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两家企业2010-2016年的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对提高企业生态效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技术改造的影响则不明显。     

Can the Super-deduction of R&D Expenses Boost R&D Investment?

The super-deduc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expenses is at the core of the policy to stimul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identifies whether firms are supported by the super-deduction policies for R&D expenses and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policies on R&D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anges in policy in 2013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D investment of firms engaging in key state-supported technologies. Policy changes in 2016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D investment of firms engaging in non-key-state-supported technologies. Enterprises not only invested all their tax incentives in R&D activities but also increased their investment in self-raised funds. The super-deduction policy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firms with different boards, and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Board,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rough a mechanism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user cost of R&D and increased the net cash flow of enterprises, which could raise a firm's R&D inves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expand the scope of super-deductible expenses, and increase the super-deduction rate based o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nsitivity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the policy.     

环境规制、技术距离与异质性企业研发选择

文章从技术异质性角度,指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异质性企业有不同的研发选择。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以摆脱环境规制成本。这两种效应在不同技术企业中的差异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截然不同的研发选择。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推导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不同技术企业的研发选择。发现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摆脱规制效应超过利润削弱效应,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起主导作用,环境规制力度增加反而阻碍企业研发。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以上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水平,这不仅体现在集约边际企业的研发投入上,也体现在广延边际企业是否研发的选择上。集约边际上,环境规制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但这种作用随着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而递减,最终逆转为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广延边际上,环境规制使低生产率企业相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研发的概率更低,而退出研发的概率却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