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自由现金流与非效率投资

我国上市公司一方面因代理问题存在着低效率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又面临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文章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上自由现金流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代理问题和信息对称问题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企业投资过度的情况下,与代理问题的解释一致,自由现金流越多、代理问题越大的企业过度投资的情况越严重;在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下,与融资约束的解释一致,外部融资的缺口越大,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的企业呈现出更为严重的投资不足.文章的结论对于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企业投资的决策效率具有参考意义.     

融资约束、异质信念与企业投资水平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考察了融资约束、 投资者异质信念与企业投资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水平显著负相关,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投资水平越低;融资约束与投资者异质信念显著正相关,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越高;投资者异质信念与企业投资水平显著负相关,即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越高,企业投资水平越低.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在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创业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IPO申购与超募

笔者以创业板公司为样本,以logistic模型构建融资约束指数,研究了公司融资约束、IPO申购情况与创业板企业IPO资金超募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超募率与上市前融资约束程度负相关,否定了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是超募动机一说;创业板市场IPO申购情况对超募程度有显著影响.网上与网下IPO申购偏差越大,超募越严重;网下申购竞争越激烈,超募也越严重.这一结论意味着,通过建立和完善网上与网下IPO申购的制衡机制,抑制机构投资者抬高股票价格行为,可有效缓解创业板高超募现象.     

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是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

中小板上市公司在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问题上与主板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两种效应影响下的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究竟是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本文在有效控制企业最优投资水平的前提下,运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结论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投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且其影响效应大于代理成本,两者净效应整体上表现出投资不足的特征。第二,分位分析进一步发现,大多数中小板上市公司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但也有小部分公司会过度投资。第三,融资约束效应、代理成本效应以及两者净效应在年度与地区层面具有异质性特征。其中,年度差异方面,2010年、2011年两年的融资难问题已略有缓解,但仍有进一步的政策空间;而对地区异质性与直观感受相矛盾的结论,本文则从融资需求规模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支持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解释。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来自湖北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1)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2)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3)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人力资本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文章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的特性,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间不仅存在着代理成本而且相互间的也存在着交易成本。两者的依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越大。且由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减少其承担的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由于专用性投资所造成的"套牢"问题,使人力资本所有者有承担企业风险的动机,从而有动力改善企业的绩效,增加企业的价值,并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     

人力资本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文章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的特性,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间不仅存在着代理成本而且相互间的也存在着交易成本.两者的依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越大.且由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减少其承担的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由于专用性投资所造成的"套牢"问题,使人力资本所有者有承担企业风险的动机,从而有动力改善企业的绩效,增加企业的价值,并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     

上市公司配股与大股东资源侵占——基于大股东占款的经验证据

笔者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配股制度,以1998年~2003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配股与大股东资源侵占的关系。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处在配股前三年时,为了达到配股要求,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侵占减少;但当配股融资完成后,大股东的这种约束行为消失。这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在配股前的资金支持行为与配股后的资金占用行为。     

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新特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证券市场制造业2001-2006年的数据,在考虑现有上市公司特点和证券市场及其他经济环境特点的基础上,对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投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加速模型对企业投资行为有较强的解释作用;内部现金流和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有明显影响,且两种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具有相互加强的作用;规模和国有股权比例高未必有利于企业融资;国有股比例越高,企业规模越大,投资对不确定性敏感性越大.因此,应该营造公平的融资环境和稳定的经济环境,尤其是短期市场的稳定性;应注意现阶段大型企业和国有股份程度高的企业的反直觉特点.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解析--偏好股权融资就是缘于融资成本低吗?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对此 ,理论界一般将其直接动因归结为股权融资成本偏低。然而 ,本文分析表明 ,融资成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为此 ,我们进一步采用Logit模型 ,从融资成本、破产风险、负债能力约束、代理成本和控制权等因素多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企业资本规模和自由现金流越低 ,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则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方式。但本文研究未发现企业破产风险和成长性指标对企业融资决策有影响。同时 ,本文研究还发现 ,股权融资成本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概率正相关。本文最后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商业信用、融资约束对科技型中小企业R & D投资的影响

通过理论分析并构建递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商业信用对融资约束具有正U型影响;商业信用对R&D投资具有倒U型影响但不明显。另外,分别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进行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检验后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大,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高。由此得出,利用商业信用融资可以缓解资金约束,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R&D投资力度,保证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投入。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新经济环境催生新型股权结构,同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困境。基于2014—202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融入公司制企业的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结果显示,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内在传导机制的检验表明,有限合伙协议架构降低了公司经营风险、改善了公司业绩表现、提高了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从而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因代理问题更严重、融资需求更强烈,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盈利不确定性大、风险高、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有限合伙协议架构更能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此外,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两权分离度越高,越能显著地提高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印证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能够缓解实际控制人掏空的代理问题。上述研究结果从微观视角扩展了对我国资本市场新型股权结构的认识,为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融资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债务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代理成本理论认为不同的债务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代理成本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约束方面。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识别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和正常投资行为,并深入研究不同债务融资结构对具体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类型结构中银行借款不能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债务期限结构中长期借款推动过度投资而短期借款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作用较弱,并不支持代理成本理论。     

环保税费负担与企业税收规避：提升还是抑制

环保税费的征收既可能因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导致其开展避税活动(融资约束假说),又可能因增加企业的政治成本而约束其避税行为(政治成本假说)。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环保税费负担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总体上支持了政治成本假说的观点;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监督和社会关注是环保税费负担抑制企业避税动机的两个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环保税费征收标准较低的样本中,二者关系更为显著;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环保税费负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效应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联合调研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经验证据

以2013-2018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机构投资者联合调研网络的治理机制,检验了被调研公司的信息网络位置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联合调研网络中心度越高,其调研的公司创新投入越大,且上述关系在信息环境越差、代理成本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联合调研网络能够提高被调研公司的信息透明度、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和缓解融资约束.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债务融资和掠夺-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95家公司为样本,本文重点探讨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无论是用短期债务融资还是长期债务融资来衡量,银行借款行为都反映了家族终极控制人的掠夺动机。具体表现为: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越大,负债融资的比例越高;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地区,这一特征尤其明显。这说明上市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挥债务的治理效应,而是为了增加其可以控制的资源,为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提供便利。本文的分析有提醒金融监管当局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