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差异性对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业过程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及正外部性需要政府给予积极支持。基于2007-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地区财政支出和创业活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对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具有滞后的积极作用；财政支出规模的滞后效应源于财政支出结构的滞后效应，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创业活动质量影响的差异较大；同时，创新是提升创业活动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应积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地区财政创业扶持资金应该从规模和结构上进行调整，重点优化有利于创新的支出结构，为创业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     

实际汇率低估对创业活动水平的影响：内在机制与跨国证据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实现经济追赶的后发国家创业活动水平与其实际汇率有关。采用2001—2019年82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以及2009—2016年60个国家和地区的646473个微观个体混合截面数据,系统考察了实际汇率低估对创业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汇率低估会显著地提升一国创业活动水平以及提高该国企业家个体创业概率,且对低制度质量与效率驱动型国家的影响更大,对低技能企业家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宏观与微观机制分析发现,实际汇率低估通过扩大出口规模与促进劳动力动员来提升总体创业活动水平,通过强化企业家机会感知以及降低风险规避意愿提升个体创业概率。但区分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实际汇率低估更多偏向于促进生存型创业,导致机会型创业占比降低。因此,对于经济发展初期国家,需避免实际汇率快速升值对创业活动的冲击;但对于创新驱动型国家而言,需加强制度型激励,培育高技能型企业家,降低对实际汇率低估等价格型激励的依赖程度,防止创业质量下降。     

创业女性机会识别与创业过程管理多案例研究

通过对15位创业女性的深度访谈,结合创业理论和女权主义价值观,对创业过程、性别、女权主义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审视了女性创业者的价值实践。结果表明,机会识别与创业女性的需求和价值观相对应,女权主义思想贯穿整个机会识别过程并影响机会判断,其看待机会主要侧重于“我就是市场”、“成就他人”、“我要多做一些事”和“好的机遇”等角度。创业女性的价值观通过她们对个人或社会变革的渴望等动机表达出来,管理结构平等、合作和开放。     

网络“瞪羚”创业者胜任力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创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力量。网络“瞪羚”已成为新生重要力量,具有如下特征：网络经济的倍速效应和病毒式营销模式使网络“瞪羚”企业成长迅速,超越了传统经济和传统渠道下的发展速度;持续不断的创新;规模小,组织机构高效、灵活;经营模式多样;投资少,见效快。目前,网络经济处于迅速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成长型的网络创业企业都可以归属为“瞪羚”企业。高速成长和持续不断的创新使网络“瞪羚”成为网络创业的重主力,引领网络创业的潮流。本文通过研究,概括了网络“瞪羚”创业的5大类型：专业知识型创业、整合营销型创业、技术资源型创业、风险机会型创业和服务资源型创业。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提炼出12个维度的网络“瞪羚”创业胜任力及其特征,并指出创新力、学习力、营销力和服务力、诚信力将成为网络经济下创业制胜的关键因素。     

机会创新性能提高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成功率吗

引入“机会创新性”的概念,实证研究创业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通过机会创新性的传导,进而促进其创业成功的作用链条.实证结果表明:从人力资本视角来说,农民工的培训经历、工作经验和技能水平对其识别机会的创新性具有正向影响,教育经历、培训经历和工作经验对其创业成功具有直接影响;就社会资本而言,农民工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对其识别机会的创新性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强度和网络规模对其创业成功具有直接影响.与以往相关研究得出“机会创新性与新企业生成负相关”的结论不同,本文发现创业机会的创新性越高,农民工越可能创业成功,这也体现了农民工创业的特殊性.     

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及中国银保监会提供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数据库,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可以有效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银行竞争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家庭创业的概率就会提高0.126个百分点。通过对机制路径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既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家庭创业,也会通过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竞争对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小于机会型创业,对低技术创业产生了促进作用,对高技术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当加强银行监管后,银行竞争更有利于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     

财政支出差异性对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经济新常态下,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业过程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及正外部性需要政府给予积极支持。基于2007-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地区财政支出和创业活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对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具有滞后的积极作用;财政支出规模的滞后效应源于财政支出结构的滞后效应,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创业活动质量影响的差异较大;同时,创新是提升创业活动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应积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地区财政创业扶持资金应该从规模和结构上进行调整,重点优化有利于创新的支出结构,为创业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     

财政支出适度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中的皮考克和怀斯曼提出的“内外因素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理论”为依据，分析各个主要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因素对财政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影响，以此建立财政资金的供给——需求制约模型，提出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及未来发展趋势。     

释放创业激情:城市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留城创业幸福感的影响

除了返乡创业,城市丰富的信息渠道和消费需求使得留城创业成为农民工创业者的现实选择.在背井离乡的条件下,能否嵌入城市社会网络来克服创业困难,不仅关系到创业成败,也关系到农民工留城创业的幸福感.本文基于206份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市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机会开发和组织合法性均在两者间起到中介作用;创业激情可以增强社会网络嵌入对机会开发和组织合法性的促进作用;农民工留城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留城创业的农民工不仅要加强城市社会网络嵌入规模和质量,还要努力开发高价值的创业机会,在追求成功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政府应当加强创业教育和动员,提高农民工创业激情,还要根据两代农民工的特点为其留城创业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农地资本禀赋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土地粘性”与“资本激励”效应分析

本文从农民最优劳动供给的视角构建农地资本禀赋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机制,提出“土地粘性”和“资本激励”两条影响路径,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拥有土地资本将提高农户非农创业的可能性(1.31%);(2)土地资本规模和土地资本价值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均呈现显著的“U”型;(3)土地资本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存在“土地粘性”和“资本激励”两个影响路径,在土地资本规模较低时,主要表现为“土地粘性”效应,土地资本规模的提升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有抑制作用,而当土地资本规模达到临界值(9.33亩)之后,主要表现为“资本激励”效应,土地资本规模的提升对农户非农创业行为有促进作用。     

我国公共财政支出问题研究综述

自1999年正式将公共财政确定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来,财政支出作为国家资金的分配活动,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但财政支出结构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何解决财政支出“缺位”、“越位”及“错位”现象,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人们关注和     

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财政支出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相比具有更重要的一面,它可以在不改变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然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得出我国的财政投资已超过最优规模,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均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基于TPB理论修正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子研究——以江西省262名农民工微观数据为例

基于TPB理论修正和江西省17个县262名返乡创业农民工有效样本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从主观规范、创业态度、风险感知和感知行为控制四个潜变量来探讨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路径。中国农民工创业正处于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并立状态,并有逐步向机会型创业过渡的趋势;风险感知和家庭成员意见均对农民工创业意愿形成产生影响。     

社交指数、风险倾向与创业

创业不仅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源泉。从个人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着手,分析其对个人创业的影响,同时考虑政府干预、市场成熟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对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与创业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将个人特质和区域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运用CGSS 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社交指数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农村地区,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活动具有正向影响,即风险倾向越高,创业概率越大;而在城镇,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为负。在制度环境层面,政府干预和市场成熟度对创业具有负向影响,产权保护水平与创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制度环境对社交指数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高政府干预力度和较低市场成熟度使社交指数与创业负相关,而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作用则较弱;制度环境对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较弱。     

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研究*——基于财政、晋升和发展压力的视角#br#

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是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使用2004—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基于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并分析了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和发展压力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地区财政支出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变化差异不大;（2）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低;（3）经济增长率越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低;（4）地方政府超额完成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有利于改善当地财政支出效率。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我国减税政策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吗

减税政策会造成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发展困境,而财税政策如何提质增效,对于保障我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借助“营改增”试点改革捕捉减税政策的外生变化,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我国减税政策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为了应对减税政策引致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力度、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的途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在财政自主权、政府间竞争、财政透明度、市场化程度越大的情况下,减税政策的财政支出效率提升效应越明显。因此,建议从四个方面实现财税政策的提质增效目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减税降费的过程中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完善财政收支激励机制,纠正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调动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地方财政自主能力的积极性;深化政府预算制度和财政公开制度改革。     

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利用多元Probit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就业决策及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提高了个体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将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渠道，有助于促进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闲暇时利用网络进行社交、学习及娱乐等活动，对就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就业质量的维度来看，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各类型就业的收入水平，并且对于标准就业和生存型创业而言，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自主性。     

公众主导还是国家主导: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公众主导型理论对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解释作用弱于国家主导型理论,即财政收入和政府产出成本因素成为制约财政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人均GDP和人口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不明显,但其对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文教科卫支出规模具有显著影响。随着财政支出模式和支出重点的转变,人均GDP、人口和城市化率等因素将取代目前的财政收入和政府产出成本两因素而逐渐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