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成本传导机制与价格之谜——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研究

本文综述了当前国内外关于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的研究进展,并构建了符合中国经济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该分析框架不仅能较好地避免卢卡斯批评和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等问题,同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方面也较传统计量模型更具可靠性。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在长期会使通胀率下降,而对于产出的长期影响则是中性的。这表明在当前中国经济中,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然而,成本传导机制本身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增加了央行实施货币政策所得到结果的不确定性。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政府债务、李嘉图等价与货币政策效应——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分析

本文在DSGE模型中引入政府债券余额和期限变量,以及政府发债数量受市场利率影响的行为方程,由此分析政府债务因素对家庭最优消费决策、货币政策效应进而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模型的稳态方程、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和程度除了与传统的李嘉图等价部分有关之外,还与由政府债券规模和期限决定的非李嘉图等价部分有关。另外,政府债券规模和期限的变化还将影响消费和劳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波动幅度、进而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     

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基于1993~2008年的季度数据,本文在一个包含Calvo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讨论了中国货币冲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假定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给增长实施的前提下,本文根据模型模拟和实际数据的对比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货币并非我国经济波动根源,实际产出对货币供给具有一定反馈作用。(2)通货膨胀的顺周期性和领先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周期存在总需求拉动的特性。物价波动在中短期主要由货币供应量波动引起。(3)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效但效果有限,货币供给变动对投资的作用效力更大,对消费需求刺激有限。     

资本账户开放与国际金融冲击的传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系统研究和比较资本管制与资本账户开放两种情况下,国外金融冲击、出口需求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不同影响和传导机制,并检验资本账户开放情形下应对国际冲击时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当资本账户开放时,一国受到国外冲击的波动幅度远大于资本管制的情况;资本管制和资本账户开放对国际金融冲击传导机制的关键差异在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转移的差异;在资本账户开放后,面对不同形式的国际冲击,货币数量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均能有效熨平经济波动。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基于新凯恩斯垄断竞争模型框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

本文首先在新凯恩斯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基础上,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通过对模型参数的校准、冲击因素脉冲影响的识别,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国内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和汇率波动都会对产出、通货膨胀产生明显的冲击效应,同时货币政策与汇率波动之间也存在着显著作用。而后,基于均值与波动方程的相关计量模型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均值与波动溢出效应。考虑到我国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资本逐步对外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在存在升值预期的时候,单一的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无法实现经济均衡增长,也没有办法使人民币稳定升值。因此,应当进一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对于协调好汇率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维护宏观经济、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劳动力市场摩擦与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在假定货币政策遵循拉姆齐规则,以最大化经济人社会福利的前提下,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技术生产率和政府支出水平的增加,能强化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性,从而能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摩擦会引致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消失,从而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

我国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价波动对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高于房价。而资产价格波动则对数量型调控工具产生明显的反向冲击,且数量型调控工具对房价泡沫膨胀更为敏感。股市与房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却对通货膨胀产生助推作用,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效用不强,反而加剧了通胀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关注"而非"盯住"资产价格波动,同时应构建包含资产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发挥资产价格的辅助监测指标作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及有效性。     

实际工资、劳动就业与中国的货币政策模拟——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域的一般均衡分析

与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关注名义价格粘性和名义工资粘性不同,本文为排除“货币幻觉”的影响,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范式出发,设定价格和工资粘性的相关参数,构建符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状况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然后观察实际工资、劳动就业对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数值模拟研究发现,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工资和劳动就业对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脉冲反应的经验特征.根据失业的历史方差分解,发现总需求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在推动失业波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显著的“失业回滞”现象,这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相对较小的根本原因,也是抑制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就业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同时本文提出,在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定要密切关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资粘性等非完全竞争因素.     

中国货币政策通胀指标的选择研究——基于消费者货币定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通胀指标的选择是货币当局长期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消费者货币定价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实证模拟考察在技术冲击条件下央行钉住消费者价格指数对中国经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冲击的理论传导机制。模拟显示,技术冲击对两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没有影响,并且在货币政策约束下能够使短期出现剧烈波动的PPI指数迅速恢复平稳。在技术进步的冲击下,央行实施钉住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最优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维持经济增长、改善贸易条件、维护汇率稳定,说明钉住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最优货币政策在本国货币定价模式下更加合理。     

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传导

本文在DNK-DSGE框架下引入了包含影子银行的金融中介部门,将影子银行视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体系在高风险领域的延伸,并探究了该中介体系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正向的利率冲击虽然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并降低了低风险企业的杠杆,却引起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以及高风险企业的加杠杆行为,负向的利率冲击则恰好相反。影子银行呈现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在对传统间接融资体系形成有益补充的同时,也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影子银行经营者的风险偏好以及经营者、所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会对影子银行利率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明显的影响。     

能源价格冲击与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数值分析及政策模拟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能源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运用贝叶斯推断法估计了模型参数,考察了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并尝试回答在冲击下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由模型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资本品市场供求关系和名义粘性等决定,而通过数值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将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能源技术进步与较强的名义粘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经济波动风险;货币(利率)政策规则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变量对能源价格冲击响应的幅度,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可以采用小幅温和地盯住能源价格波动的方式。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基于一般均衡方法的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利率市场化改变了货币需求和利率传导的现实环境,对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具有深刻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家庭、厂商和货币当局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总需求、总供给以及货币需求三类冲击对于货币当局目标函数取值的影响,揭示了中央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倾向于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我国1996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局限性将日益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优越性则会逐渐显现.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纵向产业结构与杠杆率分化

在政府不断推进去杠杆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出现了国企与非国企杠杆率分化的现象,国企杠杆率降幅显著低于非国企。本文构建融合纵向产业结构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DSGE模型架构来探讨中国国企与非国企杠杆率结构性分化的成因。主要结论为：(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是导致中国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分化的重要原因;(2)中国特殊的纵向产业结构以及政府隐性担保能够放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产业关联程度越低或者政府隐形担保比例越高挤出非国企融资,导致非国企杠杆率显著下降;(3)预期管理能够通过合理引导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来抑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在理清中国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分化成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去杠杆过程中应当注重硬化国企的预算约束;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纠正银行信贷配置的所有制偏好;加强央行沟通,以便于管理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预期等。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应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近年来,我国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明显减弱。应推进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