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天堂”假说研究综述

FDI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缩写形式,即外商直接投资.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它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而环境规制与FDI区位选择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经济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文献梳理以探析未来研究方向.     

"污染天堂"假说在广东成立吗?

环境污染问题己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相关的环境问题凸显,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运用2001-2014年的样本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来考察FDI对广东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会改善广东的环境质量,"污染天堂"假说在广东不成立.基于生态环境角度,为进一步规范和扩大广东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迁移的减排效应——兼论“污染天堂假说”与“波特假说”

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企业迁移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迁移显著降低了以二氧化硫为代表的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企业迁往低环境规制地区可能会扩大污染排放,符合“污染天堂假说”;另一方面,企业迁移的技术升级效应会导致污染排放降低,且迁往高环境规制地区的企业技术升级效应更明显,符合“波特假说”。进一步讨论发现,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不同,对企业迁移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也会有所差异。此外,企业迁移的环境效应也表现出迁移类型、所有制、行业及地区异质性。本文为解释中国的污染排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于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污染天堂”的研究现状及前景

随着生态环境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可能引发的生态效应已经成为目前环境经济学、国际贸易等研究的热点。同时,生态环境对产业布局研究的影响也受到大量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该文在回顾"污染天堂"假说演进的基础上,概括和总结了"污染天堂"最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当前实际对中国未来有关"污染天堂"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基于强波特假说提升企业竞争力研究

“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强波特假说”有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其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环境规制可以改善企业技术变迁的路径,让企业沿着“绿色路径”进行技术革新.如果企业遵循环境规制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所节约的成本完全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所发生的费用时,企业就会更具竞争力.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也应着力于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来到达环保目标.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Panel Data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机制作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污染天堂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而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成为外商企业投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FDI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逐渐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关注。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自愿实施较低环境标准,则将成为世界污染的集中地.本文通过建立FDI与环境标准的关系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虽然显著但是程度很小,中国并末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环境规制、污染外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污染外部性呈现时空演化的特征,由此环境规制水平也不断提高。由于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差异及其本身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区域、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和措施差异,这会导致区域及企业竞争力改变,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机制,引发产业空间分布演化,大量污染性产业如化工、冶金及印染等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引进环境强度低的地区,进而带来环境时空维度的污染转移,这一现状正是形成我国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得以解决,而整体形势却见效甚微的根源所在。文章在数据统计、资料查找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我国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时空演变特征,以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为切入点构建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三者机理关系;然后基于统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是造成具有污染负外部性的产业空间演化的重要成因;最后提出法律措施等政策建议。     

波特假说、工具选择与地区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提出后,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取得先发优势.本文应用地区竞争模型,比较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环境税之间的绩效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命令控制型工具,环境税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2000-2009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滞后期的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我国应尽快开征环境税,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消费污染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根据贸易自由化对消费污染的作用机理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我国2000～2015年生活二氧化硫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消费污染的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由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组成;环境规制越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侧肮脏品的消费越少,其消费减排技术越高。实证研究显示:就生活二氧化硫而言,规模效应使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上升,技术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使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下降,贸易总体上降低了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中国不存在生活二氧化硫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成立。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