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价值链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     

创新券与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

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过程中,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如何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产学研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研发机构流动,培育和壮大创新型企业,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纺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以苏州常熟支塘镇为例

生产技术的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机会。经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技术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家建立起竞争能力更强、效率更高的生产经营系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主张正说明技术创新己经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文章以苏州常熟支塘镇无纺布企业为例,集中探索支塘镇无纺布企业技术创新前景,分析其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并试图提供相应的企业能力提升对策。     

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利用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区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对衰退期企业影响较小。进一步细分样本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成长期和成熟期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渐进性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成长期制造业企业冗余资源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并且激励了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创新扶持和激励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研发投入、知识存量与内资企业创新产出——基于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

利用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投入和知识存量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内资企业创新商业化产出的主要驱动力,国内知识存量是决定内资企业创新中间产出的关键因素,国外技术引进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商业化产出但不利于创新中间产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中间产出和创新商业化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加强研发投入和国内知识存量开发利用是提高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主要途径。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微观结构解析

技术创新是现阶段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是促进我国企业绩效提高和整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包括生产创新、研发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四个要素。文章指出,技术创新体系微观结构解析的结果可以揭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成效与不足,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政府补贴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博弈分析

本文从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视角出发,针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社会效益的问题,分析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补贴机制。研究表明,事前补贴是一个价值极其有限的政策工具,补贴效果易受企业信誉影响;事后补贴可以把研发外溢效应内生化,政府根据企业努力程度和研发成果发放补贴,能更有效的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创新活动。     

营商环境、FDI与企业创新

探讨如何优化营商环境以促进FDI的流入及FDI对企业创新具有怎样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组态视角,采用fsQCA和PSM研究方法,检验不同营商环境要素对FDI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营商环境组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FDI的必要条件,各要素相互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产生高FDI。产生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有创新环境主导型、市场-人文环境驱动型、市场-政务-创新环境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4条;产生非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有3条,概括为多要素抑制型和人文环境抑制型;产生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与产生非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呈现非对称性特征;东部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引入的FDI能够促进当地企业创新,中部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对当地企业创新影响存在差异性,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引入的FDI抑制了当地企业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组态视角为优化营商环境引入FDI及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实证研究

技术多元化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在探讨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过程中,现有文献忽视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关联对于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了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关联在技术多元化提升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中的作用。最终发现：技术多元化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承担中介角色,但是过高的技术多元化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关联性会加强技术多元化对绩效的正效应,这种调节效应通过技术创新发挥作用。本研究的结论为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也为企业采取合理的技术多元化战略提供了建议。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以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技术创新的阶段进行划分，主要包括成果转化以及技术开发两阶段。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创新的两个阶段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研发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探究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器,然而通过创新研发提高企业利润的能力已经不是社会对于企业价值唯一的评价标准,践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亦成为权衡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价值理论,采用2010—2019年上市企业相关有效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从创新驱动的视角系统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现代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验证股权集中度在培育我国企业发展创新驱动力和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最后从企业经营者角度提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效能、优化公司股权结构、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制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研发融合发展等建议,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创新的规模经济与企业绩效——基于协同作用的考察

有许多因素导致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了解这些因素对企业管理者制定创新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看,企业的广告活动有助于创新规模经济的实现,从而改善企业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广告支出与企业绩效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广告支出有利于创新规模经济的实现。广告活动的协同作用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在中等规模企业里广告支出的促进作用比在大企业和小企业里从经济意义上看更为重要,并且统计上更为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ESG 表现

“十四五”时期,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更全面的规划和更长远的目标,持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瞄准企业ESG 表现为切入点,以2007 年-2021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ESG 表现,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吸引分析师关注来提升企业ESG 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高的环境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政府补助与创新投入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9—2017年沪深两市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研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讨了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政府补助可以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面影响,这种缓解作用在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在股权质押率高组中,政府补助反而加大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表明股权质押率高的企业可能存在着控股股东自利行为。在股权质押行为普遍存在的条件下,研究结论对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Eco-innovation for enabling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green growth: development of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ndustry and policy practices

In order to meet great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innovation as a way to develop and realise sustainable solution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understanding of “eco-innovation” and proposes a framework that defines this concept from three aspects—target, mechanism and impact.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s also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activities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analyse some good practices. Eco-innovation activities are very diverse and are occurring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cales. Although the primary focus of corporate practices tends to be on technological advances, some advanced industry players have adopted complementary organisational or institutional changes such as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alternative modes of provision.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capture both incremental and systemic (or radical) types of eco-innovation unlike most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area.     

社会责任、知识吸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以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为调查对象，收集246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通过构建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知识吸收指数、技术创新指数，分析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知识吸收在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在知识吸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当前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